（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5月至1952年这一时期是上海郊区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5月12～14日， 嘉定、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上海县城解放， 5月26日和6月2日， 宝山和崇明先后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后， 在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近郊接管委员会的领导下， 近郊党的工作明确地下党工作重心是 “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此， 组织了5 000余人的人民自卫队， 开展了策反攻心、瓦解敌人和护厂护校工作， 还派出党员和积极分子400余人， 接应解放军进城， 并组织了担架、宣传队。由于地下党员和人民解放军、老区南下干部相互配合， 积极工作， 使接管工作得以迅速开展。郊区很快建立起了革命秩序， 加强了社会治安， 生产逐步恢复， 民心日益安定。接管初期， 上海共有农村基层党支部102个， 党员1 178人。
随着接管工作的完成， 1949年9月， 郊区面临恢复生产的繁重任务。市委决定将近郊工作部改为市郊工作委员会。1950年底，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 并指出： “新区农村在完成土改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郊区各级党组织在土改和建党工作方面， 主要抓农民积极分子的培养， 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作准备， 培训了1 127名农民积极分子及460名教师。为配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郊区在基本完成土改的基础上， 1951年3月， 市郊工委提出 《关于取消大乡建立小乡制的基层组织方案》， 报经市委批准后实施。乡镇开始撤大乡建小乡，由原有的54个大乡、7个大集镇划为131个小乡和16个集镇。1951年7月， 郊区各地举办党训班， 对全体党员和建党对象进行了一次共产主义和党章的基础教育， 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和党员八条标准， 启发非党干部和积极分子自觉制定入党计划， 为提拔干部和民主建政创造条件， 并认真考察经过土改、镇反、互助合作化运动考验的区、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1952年10月， 市郊11个乡进行了建党试点， 有重点地充实各级领导， 有计划地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按每乡5～7个党员的要求建立党的支部或临时支部， 仅40天左右时间， 已发展新党员42名， 有933人受到系统党课教育。随之有60个乡开展了建党工作， 郊区工厂企业也加快了建党步伐， 百人以上的企业都有党组织， 中专学校也建立了党的组织。1949年10月到1951年， 发展了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训练了1 000名基层干部。到1953年， 90%以上的县都完成了建党任务。
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1951—1956年， 郊区进行了两次农村党组织整顿。一次是1951年， 根据第一次全国组工会议精神， 对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 着重搞清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 克服党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现象。要求基层党组织的每个党员按标准衡量自己， 主动申请登记， 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鉴定。郊区159个支部1 895人参加了整党。除参加民主改革和个别患病的党员未登记外， 其余的党员都参加登记。1952年底， 全郊区支部总数达到120个，党员发展到近万人。一次是1955年， 郊区党组织针对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以行政管理代替党组织、社委会代替社支部会议，部分党员存在“富农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对不够党员条件的进行教育整顿。这次整党对2 000多名党员进行了重点审查，据统计，到1955年底，仅奉贤、松江、川沙、金山四县处理了537名党员，其中开除党籍66名，留党察看74名，撤销党内职务16名，严重警告86名，劝退11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94名，延长预备期190名。两次整党使农村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信念和党员标准教育，纯洁了组织，提高了党组织战斗力，党组织的威信大大提高。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植物食用油料主要有油菜籽、棉籽、油茶籽，以及少量芝麻、花生。1949年全省食油产量3.51万吨，人均占有仅1.95公斤，食油不能自给，仰赖省外输入补充。1949年5月到1953年，组织公私合营菜籽联购处，按分配比例收购油菜籽，自由销售。 ☚ 二、食油购销 （二） “一五”时期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人民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纯收入从1949年的47.3元提高到1952年的73.4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1) 减租运动减轻了农民负担。1949年9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出租的土地，从解放之日起，一律按原租额的30%减租，减租后的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式产物的35%。全省有500多万农民参加了减租运动，减回了大量租谷，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2)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50年开始，浙江省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全省没收了封建地主大量的生产资料，79%以上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到1952年，浙江省主要农产品产量比1949年大幅度增长，并恢复到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从中获得较多收入。
(3) 增加农业投入，改善生产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治水、治虫、选种和积肥运动，1950—1952年累计建成中小型水库15座，峻工一大批水利工程，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 090千公顷，机电灌溉面积达26.53千公顷，分别比1949年增加223.33千公顷和9.8千公顷，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 二、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收入状况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浙江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业生产已无经济效益可言。1949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90元，平均提供粮食588公斤、棉花0.9公斤、油菜籽12. 3公斤、黄红麻1.3公斤、糖蔗8.8公斤、茶叶0.9公斤、柑桔2.2公斤、蚕茧1.4公斤、水产品9. 7公斤。1952年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得以基本恢复，经济效益开始回升。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已提高到268元，比1949年增长了37. 2%(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提供的粮食862公斤、棉花2. 5公斤、油菜籽10. 2公斤、黄红麻16. 7公斤、糖蔗48.3公斤、茶叶2.3公斤、柑桔4.8公斤、蚕茧2.8公斤、水产品24. 9公斤。与1949年相比，劳均产量除油菜籽有所下降、粮食增长46.6%以外，其它主要农产品均成倍增长，其中黄红麻和糖蔗分别增长了11倍、3. 5倍。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效益虽然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同历史最高水平比较，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经济效益 （二） 合作化时期 ☛ 00022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