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捕捞业

安徽渔业捕捞历史悠久。据潜山县薛家岗发掘的文物证明，游居在安徽境内的先民已结网捕鱼。春秋时期，今安徽境内出现了专业捕捞。宋代，安徽境内渔业捕捞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渔家聚居，沿江、沿淮处处鱼市。明、清两代初期，兴“禁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禁渔方开”，准许人们入泽而渔，渔业捕捞有所复兴。1700—1850年期间，副业渔民大批转为专业渔民，渔农、渔副趋于分离。清末、民国初年，由于清政府推行“放垦”、“劝业”和国民政府推行“劝农垦殖”政策，各地大办渔业、农垦实业，名称繁多的“渔业公司”、“渔牧公司”、“渔农公司”随之而生。据民国8年(1919年)调查统计，经省政府注册核准经营网鱼的民间渔业公司就有4个。全省各类渔船达867只，渔网20 482条，专业渔民95 000人，渔业水面达485千公顷，产鱼7 344.7吨。其中长江名产鲥鱼、刀鱼产量达2 200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连年战乱，百业凋零，常因战事累及，封湖锁江，征用渔船，甚至毁船烧网，使捕捞业直接遭受破坏，生产极度萎缩，渔民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后，奄奄一息的安徽渔业得到恢复。1950年，捕捞产量达到7万多吨，比抗战前的年最高水平(1936年)的6.3万吨，增长了11.1%。此后几年内，捕捞生产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至1956年，年产量达到9.74万吨。1957年后，由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湖泊与江海分隔，鱼类洄游通道阻塞，降低了天然水产资源的再生能力，加之“大跃进”期间的酷捕滥捞， “农业学大寨”期间的围湖造田，以及水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天然水产资源呈急剧下降趋势。到1978年，全省捕捞产量降到1.63万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仅为1956年产量的22.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捕捞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1985年，全省捕捞产量为4.66万吨。“七五”时期以后，根据保护天然水产资源，以利“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省渔业修订发展规划，调整发展战略，采取了放慢速度、稳步发展捕捞生产的方针，捕捞产量逐年小幅均衡增加。到1994年，全省捕捞产量97 919吨，1986—1994年间，年均递增8.6%。
安徽渔业捕捞以群众性捕捞为主，捕捞生产基本力量是专业渔民。这些专业渔民是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连家船”演化而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渔民祖祖辈辈以船为家，常年飘泊在长江、淮河及其湖泊的流域里，依靠天然捕捞为生。渔民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渔民生产生活十分关心，采取优惠政策，帮助渔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1951—1957年，全省专业渔民参加了互助合作社运动，到1956年有3万多户渔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在这段期间内，渔民发展捕捞生产的热情高，同时注重发展养殖、饲养、种植、运输和渔具加工等农副业生产，收入逐年增加，为捕捞业乃至整个渔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后，“左倾”错误导致发展捕捞生产的方针、政策失误，渔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砍渔业社队，大批专业渔民下放。据不完全统计，1968—1970年，全省渔民有3 031户、16 234人下放到农业社队落户，专业渔民队伍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专业渔业乡村，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渔业的方针，逐步建立了渔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渔民生产的积极性，专业渔业乡村走上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七五”以后，随着捕捞业发展方针的调整和专业渔民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专业渔业乡村的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级渔业主管部门的引导和帮助下，专业渔民逐步由以捕捞为主转向捕养结合、多种经营。1989年，专业渔业乡村从事养殖及工副业生产的专业渔民劳动力人数首次超过了捕捞生产劳动力，从而结束了专业渔民主要从事捕捞生产的历史。到1994年，全省专业渔民人口610 155人，比1950年增加2.6倍。专业渔民劳动力412 116人，其中渔业兼业劳动力249 920人，渔业专业劳动力162 196人；渔业专业劳动力中，捕捞专业劳动力42 485人，后勤专业劳动力18 036人。
安徽境内操作渔船，主要为小型渔船。按作业类型分，主要有刺网类渔船、围网类渔船、拖网类渔船、钩钓类渔船、张网类渔船、地拉网类渔船等。拖网类渔船稍大，一般在10吨以上，最大60吨，目前已全部安装了柴油机作为动力。到1994年底，全省有机动渔船10 832艘，总载重180 110吨，总功率112 525千瓦；非机动渔船29 476艘，总载重4 795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