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交往

自1950年至1991年，全省先后接待了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渔业代表团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开发署、亚太地区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渔业代表团近3百批、2千多人次，其中副部长以上的水产访问团近30个。
50年代，广东省的水产对外交往较多的是原苏联、朝鲜、古巴、越南等国家，60年代，与越南水产界的接触频繁。仅1966年3月至1967年7月的一年多，越南水产总局总局长、副总局长等高级渔业官员，曾三度率代表团访问广东。这期间，广东是我国与日本渔业民间组织接触的重要窗口，日本的渔业民间组织都是通过广东进入中国大陆，与中国渔业界进行友好交流的。70年代以后，广东水产业的对外交往更加活跃，尤其与日本的交往更为密切。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的三任会长在此期间多次来广东访问，日本福冈县知事龟井光、山口县知事平井龙、佐贺县副知事香月熊雄等日本政府的高层官员，也都率领渔业友好访华团来广东访问。
广东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水产界人士都有接触。曾接待了朝鲜、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渔业考察组。其中有的是高层渔业官员，如朝鲜内阁淡水养鱼总局副局长韩七林，泰国渔业局局长沙旺、孟加拉国畜牧部助理秘书（副部级）佩雷拉，渔业部长W.A.米拉特那班达和渔业部国务秘书G.M.皮里马奇德拉等。这些团组主要考察广东的淡水养殖技术，加深双方水产界的了解。1972年7月，泰国渔业局局长沙旺先生来访时，还带来了270多尾印度野鲮鱼苗送给广东试养。
同美洲国家的交往以墨西哥较多。自1974年至1989年，来广东访问的墨西哥渔业代表团前后有七、八个。墨西哥渔业部长佩德罗 ·奥赫达 ·保利亚，墨西哥总统渔业技术顾问路易斯 ·春日大坂，墨西哥总统代表、经济学家协会主席阿达梅女士等高级渔业官员都先后来广东进行考察访问。1980年7月，美国农业部水产协调官比利·豪加特为组长的美国海、淡水渔业考察团对广东进行渔业考察。这是中美两国渔业专家的第一次交往。此后，美国又派出水生生物和藻类考察组等专业考察组来广东考察。来自美洲国家访问广东的较高级渔业官员，还有加拿大环境渔业与海洋署副部长高级助理（副部长级）洛克斯和巴西农业部渔业发展局局长扎索·蒂姆生等。
非洲国家来广东考察，主要是了解淡水养鱼技术。1987年9月以赞比亚农业水利部长常务副秘书（副部长级）琼恩杜玛为首的渔业代表团，专门考察广东的淡水养鱼技术的。
欧洲方面，1980年4月，勒贡特率领的法国淡水养鱼考察组第一次来访，考察了四大家鱼人工孵化的全过程并摄制了录像片。座谈时，考察组也介绍了法国海水养殖鲍鱼、扇贝、贻贝和珍珠养殖经验。西班牙政府1975年4月首次派出渔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广东考察了淡水养鱼情况。此外，广东还接待了英国渔业代表团和南斯拉夫、荷兰、挪威等国的水产界人士。
广东和原苏联在渔业方面的交往曾一度中断，1984年7月，以原苏联渔业内陆水域养鱼捕鱼局局长别洛夫为团长的原苏联渔业代表团访华，主要考察广东草食性鱼类工厂化养殖和池塘养鱼技术。此后，苏联渔业部第一副部长恩·彼·库德里雅采夫和苏联渔业部长恩·依·科特亚尔都先后率领苏联政府渔业代表团来广东访问，重点考察了深圳特区的渔业现状和发展。另外，苏联还派遣了渔政考察组到广东交流渔政管理工作的情况。
1976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派出水产考察组考察了广东的淡水鱼人工孵化、鱼苗培育、成鱼养殖、鱼病防治、活鱼运输、销售以及水库养鱼与捕捞等。考察组回罗马后，发表了题为《中国淡水渔业和水产养殖》考察报告，建议联合国组织其成员国和粮农组织的技术官员到中国进修学习；建议摄制中国农业和水产相结合的纪录片，供粮农组织促进发展中国家土地和水利综合利用之用。联合国很快采纳了考察组的建议，于1978年4月派出了技术官员和视听官员来广东摄制广东淡水养鱼的科教幻灯片。
广东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协定、和省对外友协等途径，先后组派了上百个团、组、四百多人次赴日本、朝鲜、加拿大、美国、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访问考察。这些代表团，与访问国的政府渔业官员、渔业组织、渔业商社进行广泛接触，考察了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水产教育、渔港、冷库等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水产市场等领域。通过这些外事交往，使广东与国际水产界广交朋友，增进了解，为开展国际间的水产技术交流和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