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给四川经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只有75.9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其中农业产值人均63.2元，占83.2%；工业产值人均仅12.7元，占16.8%。由于封建地主、官僚资本的残酷盘剥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均占有粮食产量仅为260.8公斤，经济作物产量更少，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族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整个经济畸形发展。到1949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7.31亿元中，重工业产值1.52亿元，仅占20.8%；轻工业产值5.79亿元，占79.2%。工业生产，主要是一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副产品粗加工工业，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棉纱1.2万吨，棉布1亿米，钢0.9万吨，水泥0.8万吨，原煤210万吨，发电量1.47亿千瓦小时，硫酸100吨，金属切削机床只有7台，许多工业品都不能生产。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全省没有一条铁路，60%以上的县不通公路，汽车年货运量仅37.5万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更为落后，每1万人口中只有在校学生26人，每2万人口摊不到一个专业卫生人员，每3万人口才有1张病床，至于电灯、电话以及电影等现代物质文明，即使在城里也只有少数人享受，从不惠及贫穷愚昧的农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四川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建国民经济，大力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从新中国成立起的头8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特别是农业面貌迅速改观，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1949—1957年，四川省粮食总产量共增长2 615万吨，平均每年增加326.8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征购贸易粮491.5万吨；油料总产共增长73.6万吨，“一五”期间平均每年为社会提供食用植物油11.2万吨；生猪出栏量由305万头增至1 080万头，“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提供商品肥猪526.7万头；农业总产值由36.2亿元达到60.6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增长率67.5%，平均每年递增6.7%；农村国民收入由21.4亿元增至45.6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人均消费水平由42.8元增加到71.1元。这期间，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建设资金积累率大为提高。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49年10.3亿元，1957年35.3亿元，增长2.4倍；地方财政总收入，1950年仅为4.72亿元，1957年达到11.1亿元，增长1.35倍；国民收入的积累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成比例，1952年提高到11.8%,1957年上升到17.7%。
由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财力，物力日增，促使四川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47.5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1949年增长5.5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6.8%上升到43.9%。其中，重工业产值17.5亿元，增长10.5倍；轻工业产值30.04亿元，增长4.2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35万吨，增长37.8倍；原煤773万吨，增长2.8倍；发电量7.0亿千瓦小时，增长2.5倍；水泥22万吨，增长26.5倍；棉纱2.99万吨，增长1.49倍；棉布1.74亿米，增长74%；机制纸4.44万吨，增长21.2倍；食糖10.27万吨，增长3.19倍。铁路建设从无到有，1957年营业里程981公里，货物周转量16.37亿吨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49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73.9%，货物周转量4.2亿吨公里，增长20倍。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卫生和科技事业，都有了相应发展。
1957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空前挫折。首先是对待农业集体化过于轻率和过高估计了农业情况，在农村猛刮“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平调风、共产风)，造成生产力极大破坏，农业的基础地位大为削弱，同时在工业发展上又执行了一条“以钢为纲”的错误方针，于是引起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但农业处境艰难，工业生产也随之跌进了低谷。到1961年，全省人均粮食产量仅有178.8公斤，人均农业产值65.6元，农民没有饭吃，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国民收入积累率跌到-8.1%。1961—1962年，大量工业企业不得不实行关、停、并、转，全省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就由1960年的1.52万个减少到0.5万个，砍掉66.8%；压缩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258.5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53.3%。196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38.8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1960年减少59.6%。其中重工业产值由60.3亿元下降到20.1亿元，减少66.6%；轻工业产值由35.89亿元下降到17.64亿元，减少50.8%。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重工业产值仍维持3年平均递增6.2%的水平，但整个工业产值却是年平均递减2.5%，特别是与农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损失最大，年平均递减8.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62年与1957年相比：钢产量下降11.4%，水泥下降18.2%，棉纱下降38.5%，棉布下降44.8%，食糖下降85.6%。货物周转量仅仅为50.26亿吨公里，比1957年减少47.7%。这个教训极其沉痛。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困难，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3年开始，用3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着眼于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纠正农村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并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从而带来了国民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3年调整期间，四川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达4.06亿元，占全部基建投资总额的12.9%，比“一五”、“二五”时期分别高出11.3和10.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投资1.35亿元，比“一五”、“二五”时期每年分别多投入1.26亿元和1.01亿元。银行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支持也有较大增长。同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每年提高0.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0.7%。由于政策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63—196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2.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4%，农民收入增加，市场日趋繁荣。国民收入积累率，1963年为7.4%,1964年升至13%,1965年达到24.4%。这期间，尽管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只有20.06亿元，平均每年6.68亿元，比“二五”时期每年减少3.87亿元，但工业总产值却以平均每年20%的幅度递增，其中重工业产值年递增18.5%，轻工业产值年递增21.7%。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到1965年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3年增长幅度达49.6%，平均每年递增14.4%。以上实践充分说明，农业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才谈得上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在四川大规模投资进行三线工业建设，这时农业形势蒸蒸日上，预示着全省经济大发展时期即将到来。可是，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延续了10多年，造成农业生产长期徘徊，财政支绌，工业基础不稳、效益极差。仅以1966—1975年的10年间为例，农业方面，全省粮食总产量“三五”期间年平均增长2.5%，“四五”期间年平均增长2.2%，大大低于“一五”期间年增长5.3%和调整期间年增长12.7%的水平；农民人均分配口粮在1965年199公斤的基础上，10年中日益下滑，“三五”期末的1970年减少0.5公斤，到“四五”期末的1975年减少9.0公斤；农业总产值，“三五”期间年平均增长2.0%，“四五”期间年平均增长1.9%，比“一五”期间的年增长7.1%和调整期间的年增长9.4%相去甚远；农民人均分配收入，在1965年的49.2元基础上，“三五”期末只增加9.4元，“四五”期末又下跌2.0元，10年中每年平均仅增加0.74元。财政收入方面，“文革”10年各项税收金额年平均递增3.58%、其他收入年递增1.04%，而工商企业收入则年递减22.93%，总计财政收入年递减0.13%。因此，尽管国家在这10年中注入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达190亿元以上，超过“文革”前16年总和的1.19倍，但效益不好，脆弱的农业基础也难于承受。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平均仅递增6.5%，比“一五”时期年递增24.2%和调整时期年递增20% 的速度低得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拨乱反正，真正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四川农村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普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国家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连年丰收，市场物资丰富，各业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第五个五年计划期末的198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282.4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四五”期末的1975年增长81.7%；“六五”期末为493.66亿元，比“五五”期末增长74.8%；“七五”期末升至840.51亿元，比“六五”期末增长70.3%。工业增长这样快、持续时间这样长，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但在加快工业发展的同时，宏观指导上再次出现了忽视农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失误。从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来看，1980年全省基建投资总额28.6亿元，其中工业基建投资15.11亿元，占52.8%；农业基建投资2.32亿元，仅占8.1%。1985年，基建投资总额达51.04亿元，比1980年增长78.4%，其中，投入工业26亿元，增长72.1%；投入农业2.19亿元，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5.6%。再从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变化来看，除了农村改革初期农产品提价较多，工业品价格较为稳定，剪刀差一度缩小外，8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日益落后于工业品涨价幅度。国家收购农产品牌价总指数，1981年比上年提高0.5%,1982年和1983年分别提高0.1%,1984年提高2.1%；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比1980年提高6.2%，剪刀差扩大3.3%，到80年代后期更有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加上其他多种原因，四川粮食产量1985年大减产，继而出现4年徘徊，引起了社会震动和各方面关系紧张，不得不退回来对国民经济重新进行调整。
总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同工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农业上不去，工业也上不去。不能设想，四川1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解决不好，9 000多万农民还比较贫穷愚昧，大部分轻工业原料不能依靠农业提供，农村市场购买力水平低下，会有工业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