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恶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开展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政治边防、“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造成严重恶果主要是：
1.无政府主义泛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之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对农业生产影响之一是农用物资大大减少。1968年全省化肥、农药分别比上年减少65%、75%，其他农用物资也减少很多。机耕面积比上年减少90%。1968年全省粮食总产比上年减产7.4%，烤烟生产比上年减产28.9%，其他经济作物普遍减产。1968年以后，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农村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相对地加强了，农用物资的供应有所改善，基本上扭转了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的局面。
2.划线站队。在划线站队进行的两年多时间，大批基层干部以“站错队”等各种罪名被批斗，撤换，甚至有的被打伤致死、致残。划线站队中，全省冤假错案1.5万余件，迫害致死1.7万余人，打伤致残6.1万余人，受株连的人更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农村。
3.并社并队，扩大人民公社规模。全盘否定1962年全省实行两级制小公社(公社、生产队)的调整，一律恢复三级制(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据1970年统计：全省有公社1 254个，较调整前的1966年减少31.6%，大队减少2.7%，生产队117 743个，减少30%。
4.边疆第二次人民公社化。边疆民族地区于1958年和内地同时一度实现了公社化，经过1961、1962年调整，全部改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设区建乡。这是有别于内地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否定符合边疆实际的调整。1969年4～7月，边疆26个县全部第二次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公社化过程中，生产资料折价普遍偏低，如耕牛按低于市价50%折价归社，有的折价款一文未付。有的又搞并寨并队，对生产力造成又一次严重破坏。边疆再一次出现大量边民外迁，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5.搞大批判，限制多种经营。在多年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被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在斗、批、改中，批“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工分挂帅”、“大社化小社”、“超产三三制”(指生产队增产部分1/3卖给国家，1/3作为生产队储备，1/3分给社员), “边疆特殊”等。提倡大寨的管理经验，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少数地方出现任意没收地主、富农家庭的粮食、财物、房屋，搞所谓“二次土改”，一度引起混乱，搞得人心惶惶。
6.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1970年，在全省农业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农业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一年之内小春复种指数由原来的140%左右，提高到170%，坝区要达到190%以上，不仅硬性下达小春种植面积，而且硬性规定小麦面积在小春种植面积中的比例，完不成任务就进行批斗。一些地方不仅小春作物收获少，而且影响了大春栽种节令，造成减产。片面推行“以粮为纲”，盲目地在几个高原湖泊大搞“围海造田”。仅滇池“围海造田”办农场共投工2400万个，耗资1 300万元，造田420公顷，不仅是农场办不好，年年吃财政补贴，更严重的是缩小了滇池水面，影响春城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