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1477—约1551

明学者。字宗贤，一作长贤，号久庵、石龙，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一说太平（今安徽当涂）人。历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早年信奉程朱理学。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任后军都事，在北京与王守仁相识，成为挚友。由程朱理学转信王学。正德七年(1512年)以疾告归。嘉靖元年(1522年)在余姚县会见王守仁，听王讲“致良知”说，决心师事守仁。同年被召擢光禄少卿，预修《明伦大典》。嘉靖八年还上疏为王守仁学说辩护。十四年以母忧回乡，专事讲学著述。嘉靖二十六年，其子黄承德将他的著作及学生听讲的记录合并，刻成《明道编》十二卷。至此，他的思想又发生变化，不但认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而且认为王守仁的学说不是圣学，是禅学；王的“致良知”说造成“空虚之弊，误人非细。”晚年主张“良知”来源于日常生活，故重视“困知勉行之功。”除《明道编》外，尚著有《石龙集》。

黄绾1477—1551

明代学者，浙中王门代表人物之一。字叔贤，号六庵，又号石龙。黄岩（今属浙江）人。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事，历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南京工部员外郎、大理寺詹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职。初师谢铎，宗程朱，后闻王守仁“致良知”之教，叹道： “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见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三》)，遂执弟子礼。晚年思想一变，以宋儒为禅，对王守仁也略有微词，但基本思想终不出王学。著作有《石龙集》和《明道编》。黄绾从人的本性中寻找道德的根源，他说：“天地之贵在人，人之贵在性，性有仁义礼智信，故制礼者必因人性之礼，错之人伦而为之条理，必合仁义智信出之，然后行乎天地而成乎人伦也”(《礼经原古序》)。他以“心”为本体，把“致良知”视为达到心体的普遍之则。主张“理在于我，性在于我，天在于我，命在于我”(《易经原古序》)，“物者，事也。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所谓有物有则也。则非外铄，皆在人心独知之中”(《明道编》卷5)。认为“情”、“欲”均为人性所固有，因而皆不能去。并认为道德规范的制定要合乎人性，“故制礼者必因人性之礼”(《礼经原古序》)他还反对重义轻利的正统思想，主张义、利“二者皆不可轻”(《明道编》卷2)，要求人们按照道德要求行事，“行止而止，时行而行”(《易经原古序》)。黄绾的思想对泰州学派的意志主义偏向有所扬弃和纠正，在王学演进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黄绾1477—1551

明学者。字叔贤，号久庵，石龙。黄岩（今属浙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初师谢铎，宗程朱，后转师王守仁。又转而批评王学，讥宋儒为禅。主张义利并重。著作有《石龙集》、《明道编》。

黄绾1477—1551

明学者。字叔贤，号久庵、石龙。黄岩（今属浙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学初宗程朱，后师王阳明。晚年思想一变，认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痛心于“禅说益盛， 实理益失”。对王的“致良知”说更提出尖锐批评，认其“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主张知识应从日常生活中获得，重视“困知勉行之功”。著作有《石龙集》、《明道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