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书信是一种灵活自由而不拘一格的文体。或记事状物，或抒情言志，或议论感怀，均可适意而为。然而，书信又因人而异，具有执笔者鲜明的个性。鲁迅的这封书信，以其深沉的体验，独有的认识，深深感染着读者。

这封书信的艺术魅力何在呢？首先，它形散而神不散。此信分别谈到了韦素园和郑振铎两人，貌似互不相干，前后无因果关系，它们各自独立，分别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思，但又串联在一个总体构思上，那就是关心文坛的兴衰。

同年8月1日，韦素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鲁迅感到非常哀痛。在此书信中，他再次表达了对素园的悼念与哀思。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素园乃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未名社成员之一，病殁之后，“文坛上并无人开口”，而鲁迅却一再表示：“素园逝去，实足哀伤”。这是由于，照鲁迅看来，素园身上具有的那种认真、踏实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是开创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他曾在 《忆韦素园君》 一文中写道： 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人们唯有用这种精神去工作、去战斗，才能赢得胜利的明天。这说明鲁迅悼念的是位能在黑暗中发光发热的有为青年。二是，在鲁迅的悼念之中，未见一味溢美的逢迎，更无缠绵悱恻的感伤。一句反语：“有志者入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充分展示出素园的认真踏实，有朝气、有作为的禀性。同时，将“有志者”与“无为者”作鲜明的对照，表明鲁迅对素园的悼念，不仅仅在于对朋友个人的抒情感怀，主要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将来；不仅仅为了死者消逝的过去，更着眼于生者的今天和明天。因而，鲁迅对死者的沉痛哀悼是与对反动派的斥责结合在一起的。素园虽因肺病而殁，但是，如果他不是太认真，不是“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也许病魔不会袭来，不至于夺走他的生命。素园之死，难道不是社会造成的悲剧！接下去，鲁迅以素园所译的果戈理的《外套》，“尚在行箧，览之黯然”一句，将自己对素园的悼念与哀痛，重重地加上一笔，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震撼与启迪。

当时，郑振铎是位正当壮年的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于本年度出版。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一书，早在20年代问世，1931年出了修订本。在这封书信中，鲁迅很自然地会将两部文学史作适当的分析与比较。其一，就治学态度而言，郑君“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鲁迅则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在前后两处，作者分别用 “宜也”和“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两句，曲折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二，就《文学史》而言，鲁迅仅借郑君《文学史》中有关小说的数章而论，认为“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 ‘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能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之。至于自己的修改本，尽管近年“域外奇书，沙中残楮”时有发现，但“尚无需大改《史略》”之必要； 与此同时，鲁迅对学者的意见是尊重的，在 《史略》修订本 “题记”中写道：“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

其次，这封书信的艺术魅力在于，旨明而意婉，于不经意之中寄真谛。信的最后部分，信笔写来，不仅写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显示事物的特征，“文禁如毛，缇骑遍地”;而且用反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今昔不异，久见而惯”，并以一比喻“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可见反动派的思想禁锢与武力镇压之严酷。然而，反动派尽管气势汹汹，但并不表明其强大，恰恰是没落空虚的一种反映。鲁迅进而用一句反话，“我亦麻木，绝无作品，真可谓食菽而已”，倾诉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极端憎恶的感情。这段写当时现实的文字，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与悼素园、评郑君文学史的文字无任何关系，但在客观上，却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对比与联想的效果。鲁迅对人民一腔热忱，对敌人憎恶无比；反动派对人民则武力讨伐配以文力征伐。在这里，作者把自己的爱憎感情，与关心文坛的兴衰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综观全文，在这封篇幅简短的书信中，作者悼韦素园，叙郑振铎，议现实生活，用一连串的事实与感受，以对黑暗现实的鞭挞与否定，对美好光明事物的赞颂与向往为基础，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显示了鲁迅书信的深刻性和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