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随感的写法是自由的，一个小事件、小消息、时令、人物等等各种小小的触发，都可以带出深广的思考。本文便是由《京报副刊》的一篇文章连带出的思考。武者君在《温良》一文中把践踏者与奴隶分别比喻为“凶兽和羊”。作者却发现了 “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对于这种怪兽作者简明扼要地解释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如果不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人、不是一个对中国现实体察深切的人、是难于发现这一真相的，读至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的深刻。

作者以五四以后的学生们为例说明同一种人在不同情形的不同面目。学生们在虎狼一样的军警的枪托下是“羊群”，而结成了大群后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举动。作者用 “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反话正说，揭露了敌人的凶暴。接着作者从老远的中国女人被压制谈起，把读者引入一条历史的深巷中，女人“简直并羊而不如”。转瞬间又把读者的眼光引到现实中高高的“校长”的位置上。前文称“中国的女人”，这里称“她”，这一细微的变动，把“羊”同“她”联系了起来。而雇用打手威吓女学生，开除学生等凶兽行径又出自于 “她”，于是“她”便集羊与凶兽于一身了。虽然作者未指出“她”是谁，读者却明白在写谁，此时杨荫榆女士也只好暗自叫苦，因为暗指之意甚明，网落罪名只字难觅。这是作者以隐晦、曲折的笔第一次为女师大的学生说话。在女师大风潮中还有一批站在杨荫榆一边的右翼文人，也被作者施以了无情的嘲笑。作者用拟物的手法写他们“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乞怜是羊，但仅是一面，因为“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这是对论敌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提醒人们：那些人的凶兽的一面尚未暴露出来。

“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不仅仅存在过去、现在，在将来一定时期内都恐怕还存在，实际上那是国民的“卑怯”的表现，它将危及民族的存亡。在这里作者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批评，流露出了深广的忧愤。为了挽救中国，作者寄希望于青年，要求青年用新的战斗方法，“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是作者向青年传授的宝贵的斗争经验。最后强调，只有如此，令人诅咒的魔鬼，才会回到地狱里去。

本节紧扣中心论点层层深入，鞭辟入里。形象的比喻增加了议论的具体性，生动性，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文章第八节开篇解引笑话，令人啼笑皆非，大名鼎鼎的 “章士钊”被某报误印为 “章士钉”，随之又是某学究“愀然”而叹，以姓名揣度人已属荒谬，而这位学究居然谬之又谬，谬得可笑，谬得可憎，完全是一幅抱残守缺的卫道士嘴脸。笑话毕竟只是一个由头罢了，对“淦”的解释，也并非作者要作考据，确切的本意不多计较，除了个别人名、地名 “这粒铅字简直是废物”。“淦”字何罪之有？其实作者仅是把它作为文言文的一个典型看待，所以宣布“淦”是“废物”无异于宣布文言文是具僵尸。掀起文言文逆流的章士钊虽未着一贬词，然而讽刺的机锋，又使其如芒刺在背，这种“弯弯曲曲”的措辞其效果往往甚过锋芒毕露的正面指斥。

“至于 ‘钊’，……; 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是一过渡句，把内容从反对文言复古，引入了对残暴军阀的揭露。如果说某学究的“愀然”只是一个令人嗤之以鼻的笑话，那位某阁员却在闹一个带血的笑话。作者模仿某阁员的口吻、声口毕肖，描绘出了一幅专横、愚蠢的尊容。循着阁员的可笑逻辑，证实了李大钊是“大刀王五一流人”。把一个堂堂的教授与一个闯江湖的镖客等而视之，这种荒唐的推论便不攻自破。

由 “钊” 而联想到做学生时碰钉子的经历。一位“学者似”的职员叫“钊”为“钧”，成为“我们”的笑柄，而“我们”却差一点被开除。尽管如此，作者对职员的无知与滑稽仅是一种取笑罢了，而“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很显然矛头又对准了杨荫榆。文章上下文过渡得天衣无缝，把“总办”说成“校长”，看似不经意，却又颇具匠心。作者的杂文常常在朴实的语言中，暗藏讽刺的锋芒，使读者为之笑出声来。“缅怀古昔”是对杨荫榆的“高压手段” 的嘲讽与指斥，其卑劣连清王朝的 “总办” 都不如，所以 “怀古” 亦即讽今。

本节以一个“钊”字组接全篇，展开广阔的联想，体现了放得开、收得拢的章法特点。

第九节是以书信为主体，在信前有一番关于写此信的想法。关于“回忆”的引文，为信的正文埋下了伏笔。接着引出“高尚”的学者，嘲笑其远离现实的无聊的研究。所谓“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是指那些欧化文人所持的文艺观念充斥的文坛，“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 则是对女师大开除六名学生自治会干事的旁敲侧击。文章思路看似漫无边际，仔细品尝却结构紧凑，浑然一体，上接“寿终正寝”，下迄“阎罗大王的请帖”，首尾贯通。“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是暗刺陈西滢，因为陈西滢曾说丁西林不屑为涉及自己的剧评“自低身份去争辩”。作者申言“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但在本信中却不止于辩护。

从信的开头可知这是一封迟复的信了，所以离不开回忆，也照应了上文。指摘《阿Q正传》 中抓阿Q用了机关枪，“远于事理”，本来就是未读懂小说的指责，是不屑一顾的。作者一两年后才来不厌其烦地答复，显然是在借题发挥，其真正用意在于对执政府以机关枪对付请愿学生的残暴行径的鞭挞。作者用一种隔岸观火的口气对对方说：“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 ‘振振有辞’ 了。”这冷冰冰的言词，掩饰着作者切齿的痛恨，在这慢吞吞的节奏中，展示出执政府的杀机四伏。与之对照的却是“郁郁乎文哉”的学生，他们“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这不单是表明学生请愿手无寸铁，还妙在从阿Q的眼中看学生请愿。如果有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等等在阿Q的眼中，自然是“造反”、理应杀头，而执政府连阿Q都不及，居然对“怀中一纸书”的学生架起了机枪，文章从侧面揭露了反动派的虚弱和凶残。作者继续以阿Q为幌子，夸大阿Q事件的严重性，并意味深长地提醒说“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以现在推断过去，说“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言过其实”。表面上为自己写抓阿Q用了两架机枪辩护，犀利的笔锋却直刺执政府的残暴。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常常使论敌防不胜防，从而施以猛烈的攻击。最后作者告诫说“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中国的军阀统治同印度的宗教恐怖一样，人们常常都可能遭到不测。最后一句“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颇令人咀嚼。土谷祠乎？执政府乎？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如果说阿Q寄居的土谷祠是一个封建残杀的象征，那么北洋军阀执掌的执政府就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堡垒。

本文以阿Q为由头，借题发挥，以虚写实，语言诙谐而泼辣，是“匕首”“投枪”，又能给人“愉快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