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信用制度二重性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一一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一一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形式。信用制度的第一重性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来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是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重性说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离不开信用制度。这是因为：
❶信用制度扩大了私有制给资本积累所规定的界限。它集中了社会上闲散的货币资本和各阶层的货币收入，为个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创造了条件。
❷信用制度调节生产资本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产品的供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转移要借助于信用。当一些部门生产过剩，产品供大于求，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资本家借助于信用把资本转移到产品供不应求的利润较高的部门。马克思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信用有助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意味着产品的供求得到了调整，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剥削的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中容易实现，因而信用制度不仅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且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
❸信用制度缩短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如以商业票据向银行贴现，能够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
❹信用制度不仅能加速生产，也能加速消费。由于信用制度的存在，消费者能够以延期付款的方式或者以向银行取得支付能力的方式，取得对消费品的支配权，从而使产品进入消费，加速资金周转。马克思曾经指出银行制度（也就是信用制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如果没有银行制度的出现，如果没有信贷的集中，就不会使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发生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化大工业、股份企业的出现。可见，信用制度的第一重性正是从这个制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条件说的，因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信用制度的第二重性是就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讲的。这样的物质条件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考察，而经济基础方面又应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考察。从生产力方面考察，由于信用制度扩大了私有制给资本积累所规定的界限，缩短了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调节了生产资本的分配，加速了消费，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由于信用制度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了两种企业：一种是股份公司；另一种是合作工厂。这两种企业都意味着扬弃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过前者是消极的扬弃，后者是积极的扬弃。所谓消极的扬弃，就是说这种企业只扬弃了个别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没有扬弃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股份企业是集体的个别资本的形式或社会资本的形式。所谓积极的扬弃，就是说这种企业不仅扬弃了个别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扬弃了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合作工厂的范围内，扬弃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说明社会的生产资料能够以非资本的形式存在，说明社会的生产资料能够在非雇佣劳动制度下与社会生产力直接结合起来，说明没有资本家参加，工人也能联合起来进行生产，使自己的劳动增殖。这不仅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进一步作了准备，而且从实践上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创造了一个雏型。马克思说这两种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过渡形式就是从生产关系方面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准备了条件，只是可能性，要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变革，所以马克思又说，信用制度“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从上层建筑方面考察，主要是信用制度为社会主义产品分配创造了一个能够利用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制度造成了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形式上是公共的，实质上是私人的。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制度就能够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共分配”形式。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创造的组织形式来分配社会产品，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分配和流通。所以，从这方面说，也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马克思说：“信贷制度……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够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其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它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面创造了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