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魏特林主义的论战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魏特林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进行的论战。魏特林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以威廉·魏特林(1808—1871)为代表的德国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人类的现状与未来》、《和谐和自由的保证》、《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等便是其理论代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魏持林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痛斥“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实现“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但其中也包含许多空想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魏特林学说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其根本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魏特林却以伟大人物自居，不仅坚持错误，而且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起，同马克思、恩格斯作对。1846年3月30日，魏特林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挑起争论。论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基础上。批驳了魏特林主义者从人的本性要求平等这种抽象原则出发，设想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而不懂应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来解释政治和历史，进而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二）在根本理论上。驳斥了魏特林主义给共产主义披上宗教外衣，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三）在斗争策略和手段上。批驳了魏特林主义企图依靠由于个人原因而善良起来的公侯、流氓无产阶级、经常可以激动的青年、感情用事的妇女组成的联盟，对有产阶级进行游击战的错误设想。驳斥其宗派观点，分析了密谋活动的危害，阐述了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且对其反对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共产党人在当时德国的任务不是要马上实行共产主义，而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消除德国的半封建状态。（四）在实践活动上。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魏特林主义者热衷于兴办集体食堂、移民村和职工交易银行等试验行为，批评了他们宣扬的所谓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所谓恭敬等候“救世主”的降临使“共产主义”的福音带到人间等等。指出必须在工人运动内部宣扬科学的理论，贯彻革命意识，克服手工业工人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划清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在论战中，魏特林还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远离受苦世界和人民的困苦所作的批判和书斋里的分析”，要求优先出版自己的著作，遭到通讯委员会中多数人的断然拒绝。
1846年5月11日，在讨论如何处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问题的会议上，魏特林公然为克利盖辩护，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便把这场原则争论情况通知了各地通讯委员会和有联系的共产主义组织与工人团体。并宣告与魏特林彻底决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战胜了长期影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魏特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