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论战

第一国际后期(186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的一系列论战的总称。巴枯宁主义是19世纪60—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因其代表人物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而得名，其代表著作有《革命者问答》、《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巴枯宁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宣扬无神论，主张立即消灭宗教；立即消灭国家和国家权力；放弃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理论基础便是蒲鲁东的绝对“自由”和“各阶级的平等”。巴枯宁主义这些观点反映了陷入破产的小私有者的绝望心理，马克思主义者与之进行了长期而尖锐的论战。
论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马克思首先揭穿了巴枯宁主义那一套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无非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的废话”，“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二）围绕继承权问题，在1869年9月“国际”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主义者为篡改“国际”方向和宗旨，大肆宣扬“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谬论，并执意要求大会接受。对此，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在大会上宣读了由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相反，所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根源。“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5页)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会把无产阶级引上离开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地步。经过激烈的辩论，巴枯宁分子的提案没被大会接受。（三）围绕“国际”领导权问题，在巴塞尔会议中，马克思主义者就认识到为了有效地对付巴枯宁之流的宗派阴谋活动，必须扩大总委员会职权，对此，巴枯宁分子一反常态而表示拥护，但提出把总委员会会址从伦敦迁到他们势力最大的日内瓦。马克思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篡权阴谋，经争论而击碎了巴枯宁分子的企图。1870年3月，马克思写了《机密通知》，历数了巴枯宁的阴谋分裂活动，指出他们的实质是两面派，并提醒“国际”各支部特别警惕，这就给了巴枯宁主义者沉重的一击。（四）在政治实践问题上，巴枯宁分子摒弃无产阶级政治行动，维护密谋暴动的冒险策略，无视无产阶级历史作用，企图依靠流氓无产者在全世界发动一场“破坏一切”的社会革命。1891年9月伦敦秘密会议上，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拒绝一切政府”的谬论，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还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的集中性和纪律性，这就再一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击了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者不甘失败，在抛出《桑维耳耶通告》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之后，又于1872年9月海牙“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甚至扬言如果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会使自己“变成资产阶级”。马克思、瓦扬等人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必须有坚强团结的组织。（五）围绕权威原则问题，巴枯宁派在企图篡夺“国际”领导权而未遂之后，便竭力宣扬“反对权威”，以致提出取消总委员会的一切权力，把“国际”总委员会变成一个单纯的“通讯和统计中心”。马克思在海牙会议上就根据阶级斗争的事实，阐明了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极端重要性，揭穿了巴枯宁分子是以“反权威”主义为名，行瓦解“国际”之实。恩格斯还专门写了《论权威》这一名著，彻底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原则，鼓吹无条件自治的反动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威的科学观点及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等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口喊“团结”却大搞分裂的两面派手段，论证了无产阶级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等。
经过长期的论战和斗争，在海牙会议上，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1873年1月26日“国际”又通过决议将参加巴枯宁召开的“反权威主义”大会的团体和个人，一律开除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战胜了巴枯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