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论举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但在封建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应。这是因为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专门为对付封建知识分子而采取的统治措施，因而封建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应较多地集中在科举制度上。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反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感性体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进行感觉、知觉，获得了感性经验。其次是理性概括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进行分析、归纳，形成理性观念。小说在第十三回塑造了马二先生这一形象，通过马二先生的行为来表现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感性体验，又通过马二先生的谈吐来表现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理性观念。在马二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迷恋科举制度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马二先生对科举制度的感性体验表现在他历年从考的所得之中。据他自我介绍，“小弟补廪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 ”这里包含着马二先生对科举制度的多次感觉和知觉，这些感觉和知觉在心里形成的痕迹是 “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和 “只是科场不利”，表明马二先生对自已参加科举考试的经验评价是肯定性的。因为 “蒙历任宗师的青目”，马二先生在科场中是抱有希望的，所以能 “补廪二十四年”，“考过六七个案首”。科举制度若不肯定马二先生的反应，马二先生也未必会被科举制度所诱惑。但是由于 “科场不利”，所以也“不胜惭愧”。期待虽未得到满足，但马二先生并没有作出失望的评价，只是认为是机遇发生障碍，并不是他与科举制度之间不能相互认同。正是由于马二先生有对科举制度抱有希望的经验，他一直没有脱离与举业的关系，他把操选程墨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使他与举业的联系比起其他士子来显然要更为密切。
马二先生从他自己的感性体验中，总结出两点经验。第一是关于科举考试形式的感受：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理法总是一般。”马二先生认为八股文最根本的是理法，而不必考虑理法之外的风气变迁。而只重 “理法”，忽视“风气”，正是他 “科场不利”的原因之一。马二先生的第二点经验是对八股文表达形式的感受： “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马二先生把 “注疏气”和 “词赋气”排斥在外，表面上讲的是表达形式问题，实际上它是要求考生放弃对 “圣贤之书”的独到研究和 “用心举业，休学杂览”。与其说这两点经验是马二先生对科举考试的真实感受，不如说是科举制度对马二先生的愚弄。
在此心理基础上，马二先生怎样对科举制度进行概括呢？马二先生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 ‘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 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 ‘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失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 ‘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 ‘言寡尤，行寡悔’ ，那个给你官做？”在这一长篇大论中，马二先生概括出四个字： 举业与官。举业是封建知识分子做官的手段，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参与举业的目的。为了做官，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在马二先生眼里，历代知识分子做官都各有其手段，只不过马二先生把这些手段概括得一清二楚而已。马二先生在此还反推出另一层意思，既然历代知识分子都有人做官，那么这些做官的知识分子从政前的社会活动都是做官的手段，因此举业二字自古有之。要做官，就得操举业，操举业就是为了做官。这是马二先生自认为对科举制度最深刻的概括。事实上，马二先生是在用自己的思维模式来剪裁历史。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的作用，通过马二先生的感性体验，又经过马二先生的理性抽象，变成了历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需要，历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活动也完全变成沽名钓誉、发迹变泰的手段。尽管马二先生并没有纵论社会历史的资格，但这些牵强附会的评论却是他阴暗心理的真实写照，生动地表述了一个科举迷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