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诗话

专著。梁启超著。1902年3月至1907年11月连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至第95号。共204条。主要内容为评介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的诗歌，提倡“诗界革命”，发表作者对诗歌的见解。作者高度称颂黄遵宪，认为他的诗“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两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书中论诗首重“新意境”。所谓“新意境”包括以下三点：(1)对重大历史与社会内容进行艺术概括，结构宏大，气魄雄伟；(2)具有爱国主义的尚武精神和深沉壮丽的艺术风格；(3)诗与歌相结合，使之成为“精神教育”“改造国民之品质”的工具。《诗话》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也是“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作者论诗将维新思想放在第一位，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而降低了诗的艺术标准，是其局限。

饮冰室诗话

近代梁启超撰。启超别署饮冰室主人，故名。一册，共一百七十四条。作者根据当时改良主义需要，只谈时人及改良派中人，与其它诗话泛论古今者完全不同。对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诗歌广为采录，尤为推重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与当时诗坛上各色拟古派尖锐对立。有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简夷之校点本。

饮冰室诗话

诗话著作。近人梁启超撰。该书为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作，最初连载于《新民丛报》，共二○四则，裒集成书后，各本所收均为前一七四则，馀三十则近年始被由张海珊辑出(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七辑)。该书专为总结、宣传“诗界革命”运动而作，只谈“诗界革命”中人，只记“诗界革命”中事，只论有关“诗界革命”的各种问题，完全不同于泛论古今的传统诗话。书中第一则即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之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此处主要是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作者竭尽心力，广为搜录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的诗风特征，从而对“诗界革命”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也表达作者本人的诗学见解。从书中所述看，诗歌革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所谓“新学之诗”，仅在于用新辞替代旧辞。梁启超指出，“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有“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之句，喀私德系Caste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系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夏曾佑诗“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句，龙指孔子，蛙指孔门教徒，系附会《新约》、《可兰经》中语而来。据梁启超说，当时他们正“沉醉于宗教……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这种生造的新名词，“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虽然梁启超也不反对新名词的运用，但是本末不能倒置，故书中强调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根据这一标准，他推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三家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三家中尤重黄遵宪，书中收录黄诗数量亦最多，成功地为“诗界革命”树起了一面旗帜。从书中收录的诗作内容及其评论来看，“新学之诗”的精神、理想、意境，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的讴歌，以及对爱国图强及为维新改良政治服务的精神行为的宣扬。例如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表现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思想文化，得到他极高的评价。黄遵宪那些以国内外重大时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书中往往不惜篇幅，全文引录，赞颂备至，并号召更多诗人来反映社会时局。然而梁启超对我国古代缺少史诗式长篇作品的遗憾，对西方诞生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等大诗人的向往，对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期望，对一些接近民歌与现代歌曲的诗作的赞美，实际上亦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旧形式的革新问题。应该说，他对诗体形式的见解，也有与“新意境”相适应的因素。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选辑》本。

饮冰室诗话

近人梁启超撰。一百七十四条。启超 (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新会 （今属广东） 人。近代改良派中著名的宣传家、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此书鲜明的特点，首先在于直接为当代政治斗争与诗歌创作实践服务，有很明确的倾向性。主要评论纪叙当代人的诗歌，特别是改良派之作，肯定其成就，由此进而指导诗歌的发展。
其次，宣扬“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提倡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写新思想、新事物，表现新时代。同时也欣赏运用一些新的词汇与流行俗语。但是，不赞成生搬硬套，或者徒具形式。颇有进步意义。
第三，书中强调的诗歌创作的新理想、新意境，其内容主要是与奋发图强相联系之进化论的科学民主思想，以及近代化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爱国主义的激情，是批判现实、反对侵略的精神和气概。
第四，提倡诗歌的音乐性，诗歌与音乐的结合； 提倡通俗化，提倡史诗式的宏伟规模，提倡合于表现浪漫主义内容的瑰伟连犿、波谲云诡、沉郁哀艳的风格。有《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饮冰室诗话

诗论。清末梁启超(1873—1929)撰。不分卷。启超有《饮冰室合集》已著录。此编最初连载于《新民丛报》第四期至第九期(1902—1907)，共二百○四条。后收入梁氏文集，均不全。《诗话》为梁氏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命”的产物。收诗人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严复、唐才常、林旭等爱国志士八十余人诗作，一一评论慷慨激昂，皆有鲜明政治倾向，非古人“诗话”之所可比拟，充满诗界革命过渡时代气息。有些随意点染，亦别有风格。从中可得大量革命掌故，弥足珍贵。如评谭嗣同（浏阳）诗，谓其学道有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注其《狱中绝笔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句云：两昆仑一指康南海，一指侠客大刀王五（王正谊）。王五为幽燕大侠，嗣同少时尝从之受剑术。论中以黄公度（遵宪）、夏穗卿（曾佑）、蒋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更推崇黄诗。论及“诗界革命”认为当革其精神，而依遵诗律，“能以旧风格（形式）含新意境”者佳，满纸堆积新名词， 不得谓之“革命”。并重视诗与音乐的关系，录有康有为《演孔歌》及自作《爱国歌》等曲谱。诸论卓有见地。集中所辑石达开诗及輓谭嗣同、黄遵宪诗，极富史料价值，诗艺亦高绝。《附录》辑宋词联句五十一首，为其夫人病逝前痛苦哀婉之作，亦有特色。有《饮冰室全集》本，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饮冰室诗话》单行本。张海珊辑为《饮冰室诗话拾遗》，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