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1915—1974

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中共党员。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财务司长，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著有《银行会计》、《会计名词汇释》、《希腊的城邦制度》等。
笔名：小方、云鹰、方曙、立达、怀璧、枫、念璧
别名：吴达人

顾准

顾准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顾准同志简历		会计通讯1980年2期 会计通讯1980年2期
我为你深深感到痛惜——悼念哥哥顾准同志 未完成的探索——怀念顾准同志 顾准与会计学	陈敏之 陈伟斯 陈敏之	会计通讯1980年2期 民主与法制1982年1期 读书198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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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顾准传 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 已故思想家顾准80周年诞辰

罗银胜 高建国 罗银胜编 陈敏之 李维民主编

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60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51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323页 近代中国1995年5辑 中国人物年鉴(1996)第323页

顾准(1915—1974)

近现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上海。父姓陈，从母姓，字哲云，笔名吴绛枫、吴达人、立达、小方、怀璧等。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父。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为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练习生，后任会计师，加入中国经济学社。1930 年参与组织进社，转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后回立信会计事务所。1933 年所撰《近来吾国银行关于传票及财簿之改革》刊于《会计杂志》。次年兼任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银行会计学教员，编著国内首部教材《银行会计》及《银行会计商标注册指导》《银行会计总习题用簿册》。1935 年又编纂《银行会计教科书》，并与潘序伦编《会计名词汇译》，对于统一会计名词有学术贡献。同年兼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业委员会宣传部长、书记及省委副书记。1938 年兼任立信会计学校教授。1940 年出版专著《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次年与潘序伦合著《中国政府会计制度》。后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1946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 年任青州总队队长，参加接管上海财经工作。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对上海财税工作有突出贡献。1952 年“三反运动”中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撰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最早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被错划为“右派”后，仍坚持其学术思想及理想、信念，卒后始获平反。博学富灼见，在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学、政治学诸研究领域皆有建树。译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论文集》等。另著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所得税原理与实务》《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文集》等。

顾准1915～1974Gu Zhun

当代中国重要思想家，经济学家。学术研究涉及会计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数学等多学科领域。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苏州，民国初年父辈举家移居上海。本姓陈，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家境清贫，无力接受完整教育，1927年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后，经推荐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从1927年到1940年，顾准在立信会计事务所前后工作14年。他从最初的刻蜡纸、印讲义、改卷子，到去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后来发展到撰写会计学著作，到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显示出他的刻苦精神和非凡才华。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著作 《银行会计》，年仅19岁。此后，又有 《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国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践》、《中华政府会计制度》 等著作陆续问世。“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时刻，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初，以他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与中共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后又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建立了联系并转入该会。顾准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遭破坏，流亡北平。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返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文委书记等职。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后又到苏北解放区，曾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淮海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等职。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顾准自延安回到华东，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兼）等职。1953年春进京，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兼）,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从1952年到1974年因病去世，顾准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历尽磨难的人生路程。1952年的 “三反” 运动，他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也是他在痛苦和折磨中进行多方面探索、研究的时期，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读书、思考。1953年调到建筑工程部时，为了工作和经济建设需要，他认真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学习一遍，也广泛涉猎进化论、相对论和原子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他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形态下的经济，是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表达的。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他认为，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发生、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体制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等，都不是单纯在经济学范围内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认为只靠一个国家总结出普遍规律是不成熟的做法。早在50年代，他已看到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模式的弊端，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模式，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他在刻苦读书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了解。1958年后 “下放” 农村劳动时，他收集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和数据，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对于中国发生的反右派、反右倾这种事件，他认为是和中国历史的传统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哲学包袱分不开的，对这方面的估计过低将会犯错误。他虽长期身处逆境，但并不怨天尤人，经过对古今中外历史事件的比较分析和思索之后，他处之泰然而充满理智。他认为中国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会，最关键和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文化水平，而提高文化水平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生产力。他以 “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 （居里夫人语） 自励，在常人难以想象和难以熬过的孤寂和清苦中，夜以继日地读书、思索、追求真理。
顾准集革命家与思想家于一身，在本应充分施展其才华的革命胜利后，备受困顿和迫害。他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困境中对社会历史进行多方面探究的思想先驱。在其思想历程和学术生涯中，他是从会计学起步，并在早年很快取得成就和地位的。1962年，顾准“下放” 劳动回来，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学研究，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撰写了 《会计原理》 和 《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两书，虽都未能实现原来的设想，但对长期以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鲜明独到的见解，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正确的阐述。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顾准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经济论著的翻译。在顾准身后才得以出版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罗宾逊夫人的 《经济论文集》，就是那时翻译完成的。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顾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他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见解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一直站在经济学的前沿，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超前地位(赵人伟，1998)。早在1956年，顾准就已经极其敏锐地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 《经济研究》 第3期发表了他的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进行核算所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有关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详细，丝毫不漏； 因而是绝对的指定性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1957)。顾准提出的这个经济模式已经对传统经济体制及其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顾准和孙冶方当时都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持批评态度、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都处在理论探索的前沿。但仔细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分析和解剖传统体制的弊病方面，孙冶方比顾准作的贡献多一些，而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顾准又有他独到的、比孙冶方更超前的地方：其一，在理论上，孙冶方主张的是有计划的生产价格，而顾准是让真正的价格即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 其二，在方法上，孙冶方用的是平均概念，生产价格就是以利润平均化为前提的，而顾准除了有平均概念以外，还有边际概念(赵人伟，1998)。而孙冶方也确曾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他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科学精神和高尚道德风范的经济学家，曾坦诚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 最先向他提出的 (孙冶方，1956)。顾准作为一位勇于探索的真理追求者，之所以能够冲破教条主义和陈旧观念的束缚，不为流俗所囿，是由于他具有高度理性的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他曾针对一些非议和责难表明自己的这种信念： “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顾准是一位才华横溢、视野和思路都非常广阔的思想家，在精神压力和思想禁锢非常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吴敬琏，1997)。“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比较彻底地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 (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史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他对历史和未来的 “探索”。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定不移地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并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获得许多新的见解(陈敏之，1989)。这些思想成果，以非常奇特的通信形式得以部分保存，虽然还不是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已经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