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

清袁枚撰。枚号随园，故名。十六卷，附补遗十卷。枚为“性灵说”提倡者，论诗反对儒家“温柔敦厚”正统“诗教”和拟古的格调论，提出诗人应抒写性情，有所创造。对抒发个人闲情逸致作品过多称誉，表现出明显局限性。有清乾隆间刊本和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随园诗话

诗话著作。清袁枚撰。此书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中广泛地论述了与性灵有关的各种问题。性灵之“性”，指诗人的性情：“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灵”指表达于诗作中的性情所呈现出的绝妙完美的状态：“诗不可以木”；“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既讲“性”之表达，又要求“灵”之妙境，比之公安三袁有性无灵的主张较为完备。袁枚论性情，不喜讲性之善恶，而注重情之真伪。他举杜甫为例：“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之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但这种真性情又不是径直表达的率意之情。袁枚并不赞成那种“矢口而道，自夸真率”的作诗习气。才、学、识、气、悟以及刚柔之道，都是他要求诗人炼性达灵须备的几项主要质素。他在分析才、学、识三成分的比重关系时，以识领衔：“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这种尚识的立场使性灵说的创作观较为科学稳健，既无尚才的神韵说隐秘难测之失，也没有尚学的肌理说淹蔽性情之病。在“识”领衔之下，积学可以养性、贮才。所以袁枚虽然再三称道“无诗因为读书忙”，“学荒翻得性灵诗”，“读书久觉诗思涩”，此均为“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但并不废学问，而是恰当地处理了天分与学问的关系。对于创作过程中的规律法则的认识，他也能够兼及天籁和人巧两方面：“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创作过程中诸如构思、相题、音律、用典、辞采、修改等，由于他在具体阐述中往往既肯定又否定，同时从两面立论，所以能与性灵立场相反而达到相成，于矛盾中求得统一。如他并不反对用典，“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但反过来他又认为“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不仅不赞成用僻典，连普通典故也以不用为好：“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又如他也不反对音节押韵，但又不赞成次韵、叠韵之类的游戏态度。其他如创作构思中的苦思与灵感，相题时体物与体性，改诗的“不可不改”与“不可多改”，语言辞采的平易与雕琢，诗体风貌的虚空轻灵与厚重敦实，以及“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等等，他都取不偏执一端的态度。前人诗论中抵牾冲突或者顾此失彼的地方，袁枚都能相反相成地兼容并蓄，使性灵说形成为一个较少片面性的诗学体系。也正因此，《随园诗话》对于前此先后主盟诗坛的神韵说和格调说均有所批评，指出“神韵”“不过诗中一格”，“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认为两说均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随园诗话》在申述“性灵”理论之外，还广泛记录了与作者有着直接间接交往的人与诗，反映出乾嘉诗坛的时代风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随园诗话

诗话。二十六卷。清袁枚(生平见《小仓山房集》条)撰。

《随园诗话》是袁枚标举“性灵说”的主要著作，广泛论述了来源于明代公安派而有所发展的袁枚“性灵说”的精义。大要有二：一、主张“性”与“灵”的完整追求。“性”之表达首在真挚；“灵”之境界力求鲜活。“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卷三)。“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补遗》卷六)。“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补遗》卷五)。“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女儿，亦少风情”(《补遗》卷二)。二、强调“先天”而不薄“后天”。《诗话》云：“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十五)同时又说：“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六)《诗话》卷五引叶书山语曰：“人巧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工求之。”所以主张“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卷四)。基本精神便是要求将自在的条件与自为的努力结合起来。谈论的虽是创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但“先天”、“后天”这对概念所涵纳的思想远不止此。袁枚标举“性灵说”，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随园诗话》对“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的偏颇均有所批评。“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卷三)《随园诗话》所阐发的“性灵说”，较少顾此失彼的片面性。此外，《诗话》中还批驳了“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等说法。对历代诗人作品的评述，亦有精义可采。《诗话》卷帙宏富，然不免芜杂。

最初刻本是乾隆庚戌(1790)和壬子(1792)的随园自刊本，收在《随园三十种》内。其后，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随园三十种》、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随园三十八种》、宣统二年(1910)益州《随园三十二种》、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扫叶山房《随园四十三种》中均有收录。单行别出者有光绪十八年(1892)袖海山房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本等。根据乾隆随园自刊本校点(顾学颉校点)的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是现在通行的较好本子，1982年再版时，又附录《批本随园诗话批语》若干，颇资参考。

随园诗话

清袁枚著。26卷。有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版。袁枚论诗倡“性灵说”，即自然风趣地反映诗人的一时感受，不必讲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下。此书是继叶燮《原诗》之后清代较富学术价值的诗话著作，内容多记当代诗歌韵事，书中原本性灵以论唐诗有以下几点。一，驳正宋人对唐诗的误解。宋人解诗矜奇炫博，动辄将诗中即景语附会到某一古书上去，这样就糟踏了原诗。书中对宋人误解唐诗作了总结性的批评。二，驳斥王士祯元白作诗未窥盛唐门户说。著者以为“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竖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若谓其描头画角若明七子，而后谓之窥盛唐乎？”肯定了元白独抒性灵的创造性。三，论李白化用谢灵运诗。李白诗中有的句子看起来不但袭谢诗之意，并且“兼袭其词”。“以太白之才，岂肯蹈袭前人？因其生平最喜谢诗，故不觉习而不察”，既承认了创作时对前人养分的汲取，又指出这种汲取虽则形式上是句摹意拟，实际上却是长期薰陶所致，是前人养分在心理深层的积淀，同时还给予作家的独创意识以一定的肯定。以上数点对研究唐诗有普遍的参考意义。至于著者轻诋《秋兴八首》，是其浅薄处。书中时常将唐诗说成宋诗，则是其一味“性灵”、不暇检书所致。

随园诗话

诗话著作。清代袁枚撰。此书正集16卷，续集10卷 ，主要评述清代诗坛的诗人诗作，记载清代诗坛的遗闻轶事，也评述了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阐述了袁枚关于“性灵”的诗歌主张。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是清代诗坛的重要流派之一，《随园诗话》就是宣传这个诗派诗歌主张的重要理论著作。书中亦有论及辞赋的条目，表述了袁氏关于辞赋的很有见地的看法。如卷一第十五条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即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随园诗话》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尗坎校点本。

随园诗话

清·袁枚撰。十六卷，补遗十卷。此书论诗强调性灵，“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自然风趣地抒写个人真实感情，不必讲境界之大小，格调之高下。从而指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 。”所谓“性灵”，就是“性情”与“灵机”的紧密结合。于是主张，作诗离不开真感情，真性情，“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 而新鲜的风味，灵趣的笔致也不可缺少，“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故强调说：“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如此，而后可与论诗。”并要求诗中有自己的个性和独创，认为“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
书中从主张抒写性灵生发，一再反对模仿古人，对当代诗坛上“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的作诗论诗风气，进行了具有针对性地严厉驳斥与确切针砭。批判神韵派“仿、 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是“贫贱骄人”，其弊为才力窘弱； 批判格调派“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是“木偶演戏”，其弊为虚张声势； 批判肌理派“填书塞典，满纸死生，自矜淹博”是“掉书袋”，其弊为无余味。反复指出，各家弊病总的症结是不“知有性情”，没有真实的思想感情，脱离实际，只在文字形式上下功夫。
此外，书中还涉及到内容与形式、天分与学力，自然与雕饰，平淡与精深、学古与师心、继承与创新、生活与题材，以及诗歌的多样化和发展演变的必然性等问题，在具体阐述中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总的认为，这些诗歌创作上与批评上的问题，都是相反而相成的，因此应该兼收并蓄，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对待。颇值得参考。有随园自刻本，《随园三十种》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随园诗话

诗话。清人袁枚(1716—1798)撰。十六卷，补遗十卷。枚有《小仓山房文集》已著录。此编多记当时文坛轶事，亦品评古今诗人及诗作。斯编颇为集中地阐发袁氏“性灵说”主张。作者继承明末公安派进步传统，反对拟古与矫饰，提倡抒写性灵，写真性情。对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王士祯“神韵说”均表不满，尤其全面反对沈、翁之说。在诗歌理论上，亦不乏较好之见解。然书中记低级趣事、艳事过多，反映出封建士大夫之低级趣味，颇无足取。清人梁章鉅《退庵随笔》有所批评，近人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几全部否定。有乾隆间随园自刻本，一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

409 随园诗话

古代论诗专著。清袁枚撰，因枚晚年自号随园老人而名此书。全书16卷，补遗10卷。内容多是文坛掌故和诗歌创作趣事，也有对古今诗人及作品的品评，阐发了袁枚“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其论诗，上承明代公安派文学理论，反对复古摹拟，主张独抒性灵，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写真性情，写新鲜感受。同时注重诗的自然浑成而又不废雕琢之功。书中对王士祯的“神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也均有批评。此书是继叶燮《原诗》之后的又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诗话，对清代诗歌创作的复古之风，是一有力抵制。但它的所谓“性灵”，仍不过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易引导诗歌创作进入脱离社会现实之歧途。

随园诗话

诗话。二十六卷。清袁枚(生平见《小仓山房集》条)撰。
《随园诗话》是袁枚标举“性灵说”的主要著作，广泛论述了来源于明代公安派而有所发展的袁枚“性灵说”的精义。大要有二：一、主张“性”与“灵”的完整追求。“性”之表达首在真挚；“灵”之境界力求鲜活。“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卷三）。“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补遗》卷六)。“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补遗》卷五)。“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女儿，亦少风情”(《补遗》卷二)。二、强调“先天”而不薄“后天”。《诗话》云：“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十五）同时又说：“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六)《诗话》卷五引叶书山语曰：“人巧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工求之。”所以主张“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卷四）。基本精神便是要求将自在的条件与自为的努力结合起来。谈论的虽是创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但“先天”、“后天”这对概念所涵纳的思想远不止此。袁枚标举“性灵说”，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随园诗话》对“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的偏颇均有所批评。“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卷三）《随园诗话》所阐发的“性灵说”，较少顾此失彼的片面性。此外，《诗话》中还批驳了“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等说法。对历代诗人作品的评述，亦有精义可采。《诗话》卷帙宏富，然不免芜杂。
最初刻本是乾隆庚戌(1790)和壬子(1792)的随园自刊本，收在《随园三十种》内。其后，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随园三十种》、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随园三十八种》、宣统二年(1910)益州《随园三十二种》、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扫叶山房《随园四十三种》中均有收录。单行别出者有光绪十八年(1892)袖海山房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本等。根据乾隆随园自刊本校点（顾学颉校点）的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是现在通行的较好本子，1982年再版时，又附录《批本随园诗话批语》若干，颇资参考。

随园诗话

清袁枚（号随园）撰。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氏论诗倡性灵说，崇尚流露真性情，反对盲目尊古、拟古，重“真”、“活”、“新”。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顾学颉校点本。

随园诗话

十六卷。《补遗》十卷。清袁枚(1716—1797)撰。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外任，历任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地知县，颇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又自号仓山居士。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也是这一时期重要诗论家，他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为袁枚主要论诗著作，是清代一部著名的诗话作品，内容繁富，流传甚广，影响很大。《随园诗话》集中阐发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提倡抒写性灵，写真性情，反对拟古和矫饰，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也表示不满。袁枚在此书中对古今诗人诗作、诗歌流派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同时也记载一些当时诗歌创作的趣闻、逸事，耐人诵读。《随园诗话》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十七年随园自刻本，民国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字排印本，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校点本。

《随园诗话》sui yuan shi hua

Poetry Talks from the Sui Garden→袁枚(Yuan M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