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自传式诗歌

孙康宜在她1986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朝诗研究》一书中评述了陶潜自传式的诗说： 为竭力表现自我，陶潜在诗歌中创造了一种自传体诗歌模式，把自身作为作品的主要题材。从文学观念上看他用诗写成的自传并非真正的自传，而是形象地谈述明确“自我”的问题。陶潜为自己的自传使用了多种文学形式。有时用标明时间和地点的记实手法；有时又主要通过虚构手法来披露诗中的自我。尽管他使用了多种手法但多数自传诗都表明了在生活中最终要实现自我的愿望。
陶潜自传的作用在于不仅披露了自我，而且还普遍地打动了读者的心。诗人常以虚构手法达到上述目的。即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作品中主人公的直接经历上，成功地把诗提高到读者可鉴别的普遍性水平。在记实和虚构这两个截然不同方面之间保持平衡后，陶潜把中国文学引向某些更为复杂更为多方面的领域。陶潜诗歌的力量确切地说在于这种虚实交替使用上。这种记实和虚构的完美结合可以从他在著名的《桃花源诗并序》中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的描述上看出。这是一篇不同于完全虚构的故事，其中有虚有实。
《桃花源》的世界好像是真实的，但它同东晋社会的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东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农民们尤其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生存问题。东晋政权自建立起就太依附大家族的势力了，而不可能限制私人土地的增长规模，因此，大批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最终沦为大地主的奴隶，因此起义不断，战乱不止。陶潜就是在这样腐败的政府和动乱的社会中任职的，加之他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的个性，因此没过多久便愤而辞官归田了。他退出政界的理由是：“密关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及逃禄而归耕。”这些话自然反映了官场的黑暗和为官清正的危险。陶潜对政府十分失望，隐退也算是他唯一能作的抗议表示了。
“桃花源”是陶潜在文学上创造的一个理想世界，任何读者都会被这个虚构的美丽世界吸引的，但人们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如此自由世界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的。但值得注意的倒是向人们提醒了陶潜隐退生活中的光明一面。这可从他对美好的农耕社会的生动描写看出。“桃花源”并非特指某时某地，而是诗人为实现自我而建立的理想世界目标。为此，虚构同记实间、实现自我的想象力同个人真实看法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代读者在读了陶潜的种种表白后自然会把他虚构的自传当成诗人自身真实写照的典型自传了。陶潜自传中的比喻意向同他对自然的隐喻观密切相联。人们可在《五柳先生传》中看出：如果把“五柳先生”同陶自己作比较，则自然同陶本身同样也可作一比较。青松在陶诗中坚韧不拔，是充满活力的象征，非常明显象诗中的个人。诗人仰望青松时立刻联想到自己遇到了知己。青松让读者将此看成是诗人真实自我的比喻性反映。默默无语的青松使人马上想到这位乐观而慈祥的诗人的特点。但人们又注意到诗人的“知音”观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阐述。至此读者应清楚知道，不断寻求知音的努力使陶潜更能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意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陶潜才产生了极力探索知音的想法的。一个在其虚幻世界中造就知音的人也要寻求历史上的真正“朋友”的。陶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咏二疏诗”、“咏三良诗”、“咏荆轲诗”和“咏贫士诗七首”以及“拟古诗”中的某些诗篇事实上都是对历史上贤人志士的极度称颂的。
陶潜的咏史诗是使其诗歌抒情前景更加开阔的有效手段。如果中国传统诗人很少谈及陶对这种风格的诗的实际贡献这可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咏史诗是诗歌的一个分支，首先是由左思普及起来的，而陶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诗歌的表现功能，甚至超过了阮籍咏怀诗的界限。陶的咏史诗有一种克服孤寂的活力与意向。左思咏史诗中的典型消极埋怨情绪在陶诗中荡然无存了。人们感受着内心极度孤寂后，个人可以较自由地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了。陶诗中实现个人目标的种种尝试则基于他尽力找寻历史“知音”的信念。但陶潜是怎样开创诗歌这种新面貌的呢？他总能达到诗中那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吗？陶在一首“杂诗”中表达了他的“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的忧郁心情。他这种直率的抒情方式明确用到“自我”概念上，而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给了中国诗歌新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知道他由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而“抚剑独行游”了，但由于“伯牙、庄周难再得”而中途止步了。寻找知音不成导致了猛志受挫，孤寂加深的情况，但他“心知去不归”也不足惜，因为留“有后世名”。所有这些都是陶潜个性自然发展的表现。
陶潜许多诗都试图表明个人才能要得到充分发挥的主题，为此而不惜归耕而受穷。一旦自我得以实现又由衷地感到高兴了。
从《饮酒诗》第九首中诗人同田父的对话想起《楚辞》中渔父规劝诗人态度要随和的忠告。陶潜笔下的“田父”给了陶潜以“渔父”给屈原同样的忠告。但陶诗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风格上都表明了急剧的变化。但陶诗中的主人公却再也不象屈原那样嘲讽世界了。屈诗中的愤慨、讥讽、绝望和自杀情绪在陶诗中是没有的。相反是“违已讵非迷”的疑问。这个简单的问题有力量让人们明白真正的个人意识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且共欢此饮”，而不是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了。陶潜选择这种谨慎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有实际价值的。
毫无疑问，反映这种现实生活态度本身就是陶潜对诗歌的一个重大贡献，作为“自传体”诗歌中的主人公陶潜不仅告诉人们他的喜怒哀乐，而且也告诉他情感中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