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艺理论研究

汉唐时代，陕西的文艺理论研究曾在全国有重要地位。司马迁(今韩城人，前145—前90?)的《报任安书》、《屈原贾生列传》阐述了重要的文学观点。作官于今西安的杨雄 (前53—18) 的《法言》、班固（今咸阳人）的《汉书·艺文志》、作官于今西安的王逸（生卒年份不详）的《楚辞章句序》、李白(701—762)的一些诗篇、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权德舆(759—818)的《唐御史大夫赠司马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杜牧的《答庄充书》，都曾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指导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起，陕西的文艺理论研究再度走向活跃。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对文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创作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霍松林的《论形象思维》、王愚的《艺术形象的个性化》等文，在50年代也曾产生了一定影响。张西堂、傅庚生、霍松林等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产生了不少积极成果。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陕西的文艺理论研究处于沉寂状态。从70年代末到今天，为历史上最活跃、成果最多的时期。权海帆、王愚、肖云儒、陈孝英、贺志强合编的《陕西文艺十年》全面评述了陕西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十年间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孝英的喜剧美学研究，先后出版了《漫话幽默》、《幽默的奥秘》等10多部著作； 肖云儒的西部文艺研究，出版了《中国西部文学论》；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中心的延安文艺研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单演义、刘建国、王愚、包永新、刘建军、张华、宋建元、畅广元、李星、费秉勋、权海帆、高信，孙豹稳、段国超、阎庆生等人都出版了研究专著、论文集或发表了不少论文。霍松林、安旗、韩理洲、房日晰、阎琦、王西平、佘树声、郭文镐、李云逸、武复兴、王缵叔等人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周骏章、马家骏、石昭贤、雷成德、薛迪之等人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