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理对中国古诗翻译与研究

韦理的第一本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集《中国古诗选译》，1916年於伦敦出版。书中包括屈原《国殇》、汉武帝《秋风辞》、曹植《七步诗》以及唐诗共52首，它虽然仅有16页篇幅，却在英国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17年11月15日出版的《文学拾遗》载文赞誉韦理的中国古诗译作为“一颗新卫星”。接着，韦理的著名译著《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1918年于伦敦出版，此书附有《导言》、《翻译方法》等，正文第一部分为先秦到明末的诗。包括： 屈原《国殇》、宋玉《雄风·雌风》、《登徒子好色赋》、汉武帝《秋风辞》、乌孙公主细君《悲思歌》、秦嘉《无题（赠妇诗）》、宋子侯《董娇饶歌》、无名氏《孤儿行》，《相逢行》……、古诗《行行重行行》等十七首、苏武《别诗“结发为夫妻”》、李陵《别歌》、缪袭《挽歌》、魏文帝《祭奠王父》（短歌行）、曹植《抗吴之战》（东征赋），《斗鸡诗》、阮籍《咏怀其一》、稽康《游仙诗》、程晓《嘲热客诗》、傅玄《艳歌行》、左思《穷巷士》、张载《七哀诗》、陆云《谷风》、陶潛《读山海经》、《责子》……、谢道韫《泰山吟》、湛方生《还都帆诗》、无名氏《子夜歌》、臧质《西曲歌》、谢朓《永明乐》、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沈约《梦见美人诗》、梁武帝《有所思》、梁简文帝《洛阳道》、梁元帝《班婕妤》、徐陵《陇头水》以及隋炀帝《春江花月夜》等人的诗歌作品。此书在欧美先后印行十多次，並被转译为德文和法文，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为韦理能在欧美赢得中国古诗翻译权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此书与美国新诗运动倡导者埃兹拉·庞德的《神州集》一起，成为美国二十世纪初期新诗运动的典范译著。韦理的《郊庙歌辞及其它》一书，1923年于伦敦出版，这是一本关于赋及乐府诗的译著。此书书前的长篇“导论”，主要介绍古诗的起源、屈原和宋玉的辞赋、两汉的辞赋和乐府歌辞，特别译介了司马相如的赋和乌孙公主细君、枚乘的诗，以及杨雄、张衡、王逸、王延寿、束晳的赋等，並对汉魏六朝辞赋和乐府歌辞的历史变化作了论述。这篇《导论》还对中国古诗格律及用韵问题有所探研。韦理的《九歌： 中国祭祀仪式研究》，1955年出版于伦敦，随后由冯·施罗德转译为德文，1957年出版于汉堡。此文论述了《九歌》与中国古代宗教的关系，认为《九歌》产生于屈原的时代，但不一定为屈原的作品，这与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的观点是一致的。韦理的译著《诗经》，1937年于伦敦出版，1954年修订再版，並在六、七十年代由欧美各国不断再版。这部译著是韦理自1913年开始花了二十余年时间翻译和研究《诗经》而取得的丰硕成果。它第一次打破了《诗经》中风、雅、颂的次序，按诗歌的内容进行编排，分为求爱诗、婚姻诗、战争诗、农作诗、王公祈祷诗、迎客诗、游宴诗、民族节日诗、献祭诗、歌舞诗、皇朝颂诗、皇朝传奇诗、营造诗、狩猎诗、友谊诗、伦理诗和哀悼诗等十七类。由于韦理是一位精通多种文字的语言学家，他翻译《诗经》参考过多种译本，特别是日译本，故其译文准确、生动、优美。在译著《诗经》的附录文章中，韦理借助多种西文和日文诗作，与中国早期诗歌进行比较，从而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旧框，使对《诗经》的研究成为纯文学的研究，这在西方学界具有开拓意义，其功甚伟。韦理有关中国古诗的许多译著，至今在西方学界仍不失其权威性，它们多被收录进当代西方学者所编辑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中。阿瑟·韦理不愧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