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理论cháng bō lǐ lùnтеóрия длнной волн

长波理论The Theories of Long Waves

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6年，俄国学者帕瓦斯 (Parvus) 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大体为50～60年一次的长波。此后，荷兰学者格德伦 (J. Van Gelderen) 也都注意到了长波的存在。但最先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 (N.Kondratieff)。1919～1922年，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长波假说。他一生写了数本与经济长波有关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的 《长波周期》。在这一著作中，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英、法、美等国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产量指标的时间序列，指出： “我们确实有理由设想：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 (康德拉季耶夫，1986,P.1)。他把从1780～1920年1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周期： 1780年到1844～1851年，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1890～1896年到1920年。他据此预测从1914～1920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将出现长期下降，这一预测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
康德拉季耶夫以后，熊彼特对长波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他把到他的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三个长周期： 1780～1842年，1842～1898年，1898～1946年。他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解释长波的存在。每一个长波周期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过程。1780～1840年即产业革命时期，1842～1897年则是“蒸汽和钢铁时代”，1898年以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熊彼特，1986)。
战后长波研究一度归于沉寂。在50～6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很少有人光顾长波理论。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形势的恶化，长波研究又得以复兴，出现了新一轮长波理论热。也许可以说，长波研究本身也存在着长波。
综合起来看，70年代以来的长波研究可以划分为这样几种理论： 一是熊彼特或新熊彼特学派。这一类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德国经济学家门施 (G. Mensch) 的理论。门施根据1740～1960年间每10年所发生的基本创新的数据资料证明，技术创新集群发生在1770年、1825年、1885年和1935年后，这些新的基本技术创新活动连成“一串”，形成创新浪潮。门施认为，新的基本创新群会产生新的产业部门，广大的新市场使这些部门得以迅速增长并改进产品和生产工序。竞争、合理化和集中提高了新产业部门的能力。由于国内市场容纳不下这种能力，出口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世界市场的竞争将在减少了数目的大企业间加剧。意识到竞争增强和市场饱和，企业在产业部门的投资将减少，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将增多。这时，垄断者试图借助大规模信贷，在不发达国家倾销过剩产品。最终，这些国家达到它们信贷的极限，出现需求饱和，形成 “技术僵局”。只有出现新的基本创新和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僵局”。而 “技术僵局” 会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以摆脱困境。因此，萧条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而创新则是形成经济发展新浪潮的基础。从这一中心思想出发，门施不同意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人的波形模式。他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不是连续的波形，而是断续的S形 (门施，1986)。
荷兰学者冯·杜因 (Van Duijn) 是另一位用基本技术创新解释长波的学者。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把经济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分别与技术的扩散、成熟、衰落和引入直接对应联系起来 (杜因，1981)。熊彼特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科伦克奈克特 (A. Kleinknecht)，他用凯恩斯的需求分析补充了创新理论，富有启发性地创造了“创新乘数” 概念，用以解释创新与长波的关系 (科伦克奈克特，1992)。
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长波论。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 (E. Mandel) 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即利润率的变动是形成长波的根本原因。当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等因素个别或同时发生作用时，平均利润率就会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变成突然增长。由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规律重新发生作用，出现长期的下降趋势。但曼德尔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这种转折点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出现，只得求助于一些非经济因素，诸如战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 (曼德尔，1983,1993)。
马歇尔 (M. Marshall) 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三次长波。第一波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帝国主义长波； 战后以来是第三波，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与曼德尔不同，马歇尔利用卡莱茨基 (M. Kalecki) 的政治周期理论来解释长波的成因。按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能够影响政府行为。在繁荣阶段后期的充分就业条件下，资本家不能容忍工人的议价力量，因而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采取紧缩性政策，造成衰退和失业上升。衰退情况下，工人阶级会施压力给政府，使政府采取膨胀性政策，提高就业和工资水平。这种辩证关系本身便足以造成经济过程中繁荣与衰退的交替(马歇尔，1987)。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戈登(D. M. Gordon) 也持类似的观点，但他认为政府干预这一因素在解释长期波动中是不必要的： 下降期失业的增加本身会限制工人力量，压低工资，提高利润份额，为新一轮的投资和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戈登，1989)。
在目前长波理论的研究中，以上两类理论分庭抗礼，但两者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强调利润率在长波中的作用。因此，二者并非是不可沟通的。
除以上两类理论以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长波理论，如福雷斯特 (J.Forrester) 主要用固定资产更新来解释长波，罗斯托(W. Rostow) 则认为长波的成因在于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了多要素制动长波论。
对长波的研究存在着分歧是不足为奇的。迄今为止可供考察的时间区段仅够容纳四个长波，要想从中抽象出较为完备的理论是十分困难的。

长波理论

亦称“大循环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大经济循环》一书提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 （繁荣） 和下降 （衰退） 两个阶段。资本需求增加，投资和资本输出增加、贷款利率提高，新兴产业建设规模扩大、速度加快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振兴现象，是第一阶段 （资本饥荒期） 的主要表现。随着资本需求减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资本饱和期），表现为投资减少、贷款利息率降低，新兴产业建设放慢以至停止，失业人数增加。工业革命以来，共经历了18世纪70年代—19世纪40年代、19世纪50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40年代三次周期为50至60年的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