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七子十三生》。题 “姑苏桃花馆主人唐芸洲编次”。凡三集一百八十回。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孟夏上海书局印行。
 
 书叙明朝正德年间，徐鸣皋等一班绿林侠义协助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反叛，最后受朝廷恩赏加封的故事。其间，有七子十三生等剑侠剑仙和一些妖道恶僧各助一方，伴以玄妙剑术与妖法魔阵相斗，几经鏖战，历时数载，费尽曲折。因其问世以来在民间颇有影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举其为清代侠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从作品内容及其叙述的特点，可将小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叙述徐鸣皋、一枝梅等各路英豪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祛邪扶正的种种侠义行为，直至十二英雄殊途同归，惺惺相惜，聚会赵王庄，义结金兰。诚如作者所云： 堪称“专叙剑客侠士的踪迹”之书。后半部分叙述十二英雄由朝廷重臣王守仁举荐，“投诚受职”,随王师远征江西、福建，东征西讨，剿灭各处匪乱，又先后参加平定化王置蕃和宁王宸濠的反判，为国建功。以后，或功成身退，甘作闲云野鹤； 或受武宗赐封，身荣爵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与同期其他侠义小说相比，并无二致，无非是描写在社会动乱之际，一些英雄侠义持七尺青锋，怀一腔正义，四处行侠，替天行道，最后投诚归顺，为朝廷、皇帝所用，成国家栋梁。即如鲁迅所概括的那样，这类作品的人物其本性 “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然又必不背于忠义，“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此，这类作品在题材内容上的消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鲁迅指出它们源于《水浒传》,然而“精神或至正反”,或仅得其外貌，或“仅留余韵”,“而非精神”,丧失了绿林侠义固有的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相对立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性。《七剑十三侠》与之一脉相承，不仅沿袭了这种陈腐的内容模式，而且缺少新的变化和发展，故而有人视其为清代侠义小说的末流之作。
 然而客观地说，作为一部小说，必定联系着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终将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而艺术的思维形式特征也使它的总体倾向常常不能涵盖其全部的思想价值。无庸置疑，《七剑十三侠》也在许多地方寓隐着某些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对整个社会现实、历史事件的思索和评价。作品在开宗明义第一回，表明这部侠义小说的写作缘起时说：“世上有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一是贪官污吏，二是土豪强徒，三是势利小人。因为贪官污吏有朝中奸臣照应，小民百姓任其刻剥欺压，敢怒不敢言； 光明正大、两袖清风的贤臣良吏反遭其参劾、处治，皇帝也时常吃他的大亏。土豪强徒交通衙门，依仗财势，横行不法，天大的官司他有地大的银子来了结。势利小人假仁假义，诡谋毒计，暗箭伤人，令人防不胜防。正因如此，才导致朝纲昏乱，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日下，而侠士剑客有除暴安良、济危扶困之心，飞檐走壁、神出鬼没之技，能给这些不法之徒以制裁和惩治。这里，不仅表明了作者对侠客和侠义观念的基本理解和态度，肯定了侠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表现了一种合理、公正、安宁的社会理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时代国家机器，即所谓的 “王法” 的虚伪性和腐朽性。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评论还失之简单和狭隘，但作者对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的认识是独特的，对其本质的揭示也比较深刻。
 在侠义小说中，侠义的对立面是包括腐朽的社会秩序在内的一切丑恶现象和邪恶势力，因此，作品对侠义的歌颂必然地以对种种邪恶的鞭笞为参照对象，深入细致地观察、透视与社会制度直接有关的种种现象。《七剑十三侠》也不例外，它以明朝正德年间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为背景，以平定宁王反叛为主要事件，比较直接地描写到社会动荡不宁，土豪劣绅等社会渣滓横行无忌、盗贼烽起、蕃王割据、拥兵自重、内战不息、朝廷内宦作祟、政治昏暗等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严峻的社会形势和历史发展态势，带有一定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作者甚至对武宗皇帝亦有不恭顺之处，时作微词，第一百六十三回写武宗急于平定蕃乱，轻信谗言，拒纳忠谏，贸然御驾亲征，宸濠接内宦张锐密报，暗派刺客于半道行刺，致使王守仁的平叛活动受到严重干扰，武宗皇帝险遭不测。武宗怒极，亲自提审刺客，无奈刺客誓死不招，倒是一个职位卑微的小太守运用奇谋，轻而易举地诱迫刺客招供了行刺的真情和宁王的毒计。这里，武宗的胆识才学都在无意中相形见绌，帝王的尊严也在无意中遭到诋毁，虽然作品将他作为有道明君来歌颂，但其刚愎自用，愚昧无知亦可见一斑。同时，作品还写到武宗宠幸内廷，任其恣意排挤忠良，轻漫功臣，最后反而受其危害等情节，讽刺比较辛辣，寓意颇深。这些描写与正统的封建思想体系，特别是至高无上的帝王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虽然这种具有进步思想意识的描写在作品中并不多见，有的甚至只是闪烁其词，初露端倪，但我们仍应予以充分的注意。
 从艺术上看，《七剑十三侠》则不失为一部有独特成就的作品，表现出许多不容忽视的特点，给近代以及当代的武侠小说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作品的艺术描写比较充分，无论是场面，还是人物描写，都比较细腻生动。众所周知，清代侠义小说，除了 《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少数杰出的作品外，多是平庸之作，大部分文辞拙劣，描写简陋，甚至千篇一律，语言不通，在艺术上成就不高。《七剑十三侠》继承了前一类作品的传统，克服了一般的侠义小说单纯追求内容惊奇诡谲，忽视艺术描写和人物刻划的缺点，比较着力于艺术上的建树。在场面铺排方面，作品非常善于渲染气势，敷衍情节，烘托人物活动的环境。如大破余半仙的迷魂阵和非非僧的非非阵，从布阵、探阵、陷阵、攻阵、破阵，都作了细致详尽的描述和渲染，虽然每个环节无不头绪纷繁，深奥莫测，但写得条理清晰，形象可感，奇妙绝伦。正邪攻守双方各显神通，斗智斗勇，妙技纷呈，场面宏壮，而且几经反复，互有败绩，胜负难判，曲折异常，没有平铺直叙的枯燥感，也不象一般的侠义小说那样正义一方占尽优势，摧枯拉朽地战胜邪恶力量，描写比较单调。各类人物的表现充满个性，或勇猛无敌，或机灵过人，或施邪法惑众，或以正气克敌，互不类同，各有千秋。这种出色的场面铺排从总体上构成了作品恢宏不凡的气势，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是明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几度决战，这给作者的描写带来了非常有利的现实条件，但小说的艺术效果主要还是缘于作者出色的艺术描写，作者将七子十三生和余七、非非僧、徐鸿儒这些超凡的人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更使作者在场面的铺排中有了充分发挥的自由。在每一次重大鏖兵以后，作品总要描写七子十三生之间诙谐、幽雅的情趣，十二侠客之间的打浑取闹，或谈笑风生，或开怀痛饮。这固然与这些剑仙高士的儒雅风度和英雄侠客的粗豪性情有关，但从中也可看出在艺术描写中疏密有致、一张一弛的精妙匠心。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的刻划也比较别致。第二回至第四回，描写徐鸣皋鹤阳楼遇恶霸李文孝强抢民女，不禁拍案而起，怒打恶贼。作品描写徐鸣皋出身富贵，生性豪放，但他信奉道教，潜心学习武艺剑术，本来与世事无争，如今路见不平，终于忍无可忍，动了侠义心肠，于是挺身而起，严惩恶徒。这种欲扬先抑、先松后紧的描写，有如奇峰突起，偶露峥嵘，揭示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波动，更好地表现了侠客固有的浩然正气。随着作品对徐鸣皋锋芒初试、艺压全场、除强扶弱、大快人心的描写，一个有血气的真正的侠客形象便呼之欲出。第十回徐鸣皋打擂的描写，也堪称淋漓尽致、精妙之极，充分显示了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细腻生动的特点。徐鸣皋在擂主严虎打败各路豪杰，趾高气扬，目无一切之际愤而登场，只见双方你来我往，脚去拳住，环环相扣，有如蝴蝶穿花，令人眼花缭乱，且一招一式都有讲究，双方拆招解招，既有武学上的依据，又极富艺术性。作品描写双方所施武功招数，仅赋有其名的有二三十个，如寒鸡独步、泰山压顶、独劈华山、蜜蜂进洞等等。这种类似武术表演的争斗既有效地刻划了人物，赋予其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使读者领略到武技之妙，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一般的侠义小说描写绿林人物相互争斗的情节比较曲折，比试的方式也较多样，但对人物间实际的搏杀拼斗的描写都比较简单粗糙，往往是只经几个回合便胜负立判。例如《施公案》中那位武艺高强，叱咤风云的少侠黄天霸，英雄业绩很多，但小说对他与人争斗较量的具体描绘几乎没有，每每不是将对手一镖打死，就是出其不意地将敌人一把逮住。因此，除了他那一手百步穿扬，见血封喉的飞镖绝技之外，我们甚至并不清楚黄天霸的武功到底达到了何等程度。他作为一个侠义人物的形象，小说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性格也终显单薄。《七剑十三侠》中的这种描写较之这些作品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为后世同类小说所效仿，所继承，而且对现代新武侠小说也有比较直接的影响。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有一套自己的绝技，其中的一招一式都足以使他们克敌制胜、威震武林。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在小说中，详细生动地描写武术技艺可首推《七剑十三侠》。这些体现着中华武术之精华的玄功绝技，已经逐渐成为武侠小说传达中华文化内容的重要因素。
 《七剑十三侠》情节结构的整体构思比较合理，条理比较清楚，艺术形式也比较完备。如上所述，作品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因叙述徐鸣皋、一枝梅等侠义人物生世发迹、闯荡江湖的过程，涉及绿林争斗，主要是以侠义人物个体的活动来推衍情节，其间的人物充满血气，富有个性。而后半部分叙述他们随杨一清、王守仁等征战沙场，在王师的帅旗下冲锋陷阵，绿林本色稍减，政治倾向性较强。虽然，前后两部分在叙述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侠义人物的斗争形式、规模和活动方式方面完全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情节结构框架所包容，而没有相互脱节、游离之感。这样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因素有机地揉合进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有赖于作者高超的情节结构艺术。作品成功地从两者之中找到了一条共同的富有统率性的线索，把两者纳入了作品所反映的共同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主要事件之中。前半部分“专叙剑客侠士的踪迹”,但一开始就与平定宁王之乱这一作品的中心题材联系起来。这些侠义人物的斗争对手，如玄都观擂主严虎，清风镇黑店老板李彪，金山寺恶僧非非和尚李龙等等，虽然都是一些十恶不赦、不容于侠义道的邪恶之徒，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本来就与宁王宸濠有关，他们或是宁王豢养的心腹爪牙，或是为宁王雇佣的帮凶： 是宁王阴谋判逆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因此，作品描写十二侠士的除暴安良的活动，一开始就表现为反对宁王叛逆的斗争，他们每铲除一处恶霸强徒，实质上就是对宁王宸濠的一个打击，因此作品实际上己赋予了他们的行侠活动以为国除奸的意义，他们最后殊途同归，相聚到统一的帅旗之下，成为剿灭反王的生力军，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从情节结构上来说，作品虽然内容纷繁，描写的场所遍及东西南北，人物杂芜，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都是围绕着朝廷平定宁王之乱这一中心议题来组织编排，特别是绿林人物从个体或小团体的争斗到自觉地投身于大规模平叛斗争，都有一定内在的契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于这一点，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内容是杂多而统一的，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似分实合，具有层次感和逻辑性，与之相适应，从艺术结构形式而言，堪称浑然天成，相当完备。
 《七剑十三侠》还有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在对正邪双方斗争的表现上出现了新的形式，加进了许多志怪志异的内容，从而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侠义小说中别开生面。
 纵观清代的侠义小说，无论是表现英雄至性、儿女至情，揉粗豪和缠绵于一体的 《儿女英雄传》一类作品，还是描写侠义剪恶除害、清官断案伸冤的公案侠义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表现方式上比较平实严肃，叙述描写简炼直朴。侠义人物的武功修为虽然精深莫测，但终究限于飞檐走壁、刀剑之技，他们的行踪虽然无常，但终究仅是来去如风，比常人快上数倍而已。鲁迅曾指出侠女十三妹悦来老店举鼎扬威一节与其娇柔女性身份不符，颇有失真之嫌，但毕竟也只是因其体力超群，太过神奇罢了。《七剑十三侠》一改这种描写模式，产生了一种新的创作意向。它不再局限于描写一般性的拳脚、刀剑武艺上的一争高低，而进入一个更加奇妙的竞技境界，斗争双方无论是作为反面人物的余七、非非僧、徐鸿儒等人，还是作为歌颂对象的七子十三生，无不具有超凡、虚幻的力量。前者是半妖半魔的邪派人物，后者则半人半仙，一个个口吐宝剑，脚踏剑光，知晓古今未来，法力无边。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玄妙的道术、剑术与魔法魔阵的对垒，不是斗力，而是斗法，神出鬼没，变幻无常，类似于《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的描写。在作品中，冲锋陷阵，过关夺隘的虽然是徐鸣皋、一枝梅等一些现实中的侠客，而真正运筹帷幄的则是七剑十三生等剑仙。每当王守仁的平叛战事遇到挫折时，总有一些七剑十三生之中人物由天而降，或指点迷津，或施神力为官军将士救死扶伤，或直接为其破阵退敌，挽回败局。因此，作品在描写上不再象过去那样平实、严肃、直朴，而变得神奇、华丽、怪异。无庸置疑，这种荒诞无稽的内容，离奇古怪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性，也遮掩了侠义小说对侠客形象和侠义精神的表现，但也不可否认，作为对侠义小说中正邪双方斗争表现的探索，对一般侠义小说表现模式的一种超越，小说还是颇有价值的。其中，无论是对玄贞子飞剑海外传书等奇妙绝技的描写，还是诸如五雷峰火龙爆发一类的奇妙景象的描绘，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相当优美动人的神话，表现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正是这一点，它成了在众多的侠义小说中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