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学派yín háng xué pàiбнковская шкóла

银行学派

1840—1844年，英国议会发行委员会讨论银行券发行制度时，形成的一个关于货币理论的派别。同通货学派对立。认为银行券总是适应工商业对于信用的实际需要发行的。不需要时自会流回。银行既然不能把流通中不需要的银行券发出去，故不必以金准备来限制它的发行。此论只看到银行券作为信用货币的特点，忽视黄金保证和低值兑现的意义。代表工商业资本的利益，企图只根据工商业的需要来发行银行券，以保证工商业资本家能经常获得廉价的信用。代表人为富拉尔顿、杜克等。

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亦称“银行主义”。西方货币理论的一个派别。1840—1844年英国议会发行委员会在讨论银行券发行制度时形成。代表人为英国的富拉尔顿、杜克等。该学派认为银行券是适应工商业对于信用的需要而发行的，不需要时自会流回银行；银行不可能把流通所不需要的银行券发出去，故不需要以金准备来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

银行学派

19世纪中叶与通货学派相对立的英国资产阶级货币金融学派和理论。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有： 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等。
银行学派认为： 银行券是适应工商业者对信用的需要而发行出去的，若市场不需要时，就会流回银行。因此，银行不可能随意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他们反对通货学派的全额黄金准备制度及政策主张，强调银行券的发行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伸缩。

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19世纪中叶与通货学派相对立的英国资产阶级货币金融学派和理论。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等。
银行学派认为：银行券是适应工商业者对信用的需要而发行出去的，若市场不需要时，就会流回银行。因此，银行不可能随意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他们反对通货学派的全额黄金准备制度及政策主张，强调银行券的发行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伸缩。

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亦称“银行主义货币金融学说”、“银行主义”。见“银行主义货币金融学说”。

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银行学派是关于货币理论的派别，形成于1840～1844年英国议会发行委员会在讨论银行券发行制度的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杜克(Thomas Tooke)、约翰·富拉尔顿 (John Fullarton)、詹姆斯·威尔逊 (James Wilson)等。认为银行券是适应工商业对于信用的需要而发行的，不需要时会自动流回银行； 银行不能把流通所不需要的银行券发出去，故不需以黄金准备来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
1816年，李嘉图 (David Ricardo) 针对当时英国纸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的情况，发表了 《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建议》 一文，文中提出了三点政策主张： 第一，实行金本位制。第二，发行纸币应有黄金准备。第三，纸币可以随时无限制地兑换金币或金块。他的这一方案到1844年被英国议会所采纳，政府依此制定了 “皮尔银行法案”。但是，在以后几次出现经济危机时，为了缓和银根奇紧的情况，英政府不得不违反 《法案》 的规定，允许银行在没有十足黄金准备下，增加发行额。因此，李嘉图的上述主张当时就有人反对，著名的 “金价论战” 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其主要反对派即是今天被称之为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用历史事实证明李嘉图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把调节货币流通的规律同调节银行券的规律区分开来，反对银行券完全按照贵金属的规律来发行，他们主张银行进行正当的票据贴现活动，认为只要进行正常的商业信贷活动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流通中过多的银行券，可以自动流回到银行中去。
银行学派的著作，如杜克的 《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1838～1857年)，约翰·富拉尔顿的 《议通货的管理》 (1845年) 等，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流通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詹姆斯·威尔逊1844～1847年在 《经济学家》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考察了1800～1850年这50年间世界上贵金属的生产和消费情况，特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生产以及欧洲各国输入和消费黄金的情况，并以此证明李嘉图用金银的供求来决定物价的理论不符合实际，他还以事实说明，最近20～30年物价的全面下跌，是生产方法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特别是杜克对价格史的研究使他看到： 货币数量论所假定的那种价格和流通手段数量之间的直接联系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当贵金属的价值不变时，流通手段的膨胀和紧缩始终是价格波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货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货币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取得与流通手段这一形式规定性完全不同的其他形式规定性，如价值尺度职能。所以，银行学派不是片面地而是从货币的不同要素上来理解货币的。马克思认为，在古典学派解体以后，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惟一领域。而作出这种贡献的恰恰是以杜克为代表的银行学派。
但是，银行学派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派，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皮尔银行法案” 的通过，以立法形式肯定了李嘉图为代表的通货学派的胜利。因此，以李嘉图理论为基础的通货学派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在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应当说，银行学派的理论缺陷主要是没有看到要素之间或它们同经济范畴的总体系之间的联系，甚至把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同资本、商品混淆在一起。而李嘉图为代表的通货学派的作用在于： 进一步阐明了斯密以来的货币理论，并使其与货币政策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明确的货币准则； 他们说明了本位币和纸币的关系，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金汇兑本位的理论基础，他们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地区分布作为国际物价水平与调节外汇的一些原理的理论基础。从这些方面来看，银行学派的理论贡献就显得逊色多了，它不过是从“流通领域”着手阐述了货币问题。

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一个派别。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银行信用制度的作用日益重要。1797年英国政府决定银行券停止兑现，该政策实施后，于19世纪初出现了物价腾贵、银行券贬值、黄金价格上涨现象，由此引起全社会对货币制度的关注和争论。到1840～1844年英国议会发行委员会讨论银行券发行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银行学派以富拉尔顿(John Fullarton)和图克(Thomas Tooke)为代表，认为发行银行券的数量是由流通中的需要决定的。当贵金属价值不变时，货币发行量随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无论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多少都不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如果超过需要量就会自动流回银行，因此不需以黄金准备来限制银行券的发行。他们反对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的观点。该学派的理论中关于商品流通量决定货币流通量的观点和他们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从货币金融学的角度一般地论述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系统地研究货币的本质和货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学派否认国家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对纸币发行量的能动作用，实际上是为国家对纸币发行过量，造成物价上涨所应负的责任进行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