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论

中晚唐和北宋年间关于流通中货币不足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的理论。唐代前期因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废止五铢钱及其他杂色钱币流通，而改铸的开元钱又供应不及，故流通中钱币常感不足。安史之乱期间，虽第五琦铸大钱引起通货贬值，物价上涨，即所谓的“钱轻物重”，但嗣后因私销私熔盛行，“钱轻物重”转而又成为“钱重物轻”。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朝廷颁行两税法，规定两税折钱缴纳。但在当时条件下，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条件还未具备。种种原因，使得通货不足，钱重物轻的现象日益严重，形成一次严重的钱荒，引起朝野关注。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如陆贽、杜佑、韩愈、李翱、杨于陵、白居易、元稹等，纷纷就造成钱荒的原因及对策发表各自的见解。陆贽、李翱、白居易等将两税征钱看作引起钱荒的主要原因。陆贽认为民间不铸钱，因而不应以钱纳税，主张“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陆宣公集》卷二二)。白居易认为造成当时钱荒的原因除“岁岁输铜钱”外，“铜利贵于钱刀”、货币“积于国库，滞于私家”、“铄铁为兵”(《白居易集·策林》)、毁铜造佛像等，也是重要的原因，提出禁用铜器，出公私积币，使从军和皈依佛门的人返回农田参加生产等对策。杨于陵将造成钱荒的原因归纳为赋税征钱、钱蓄贮于国库、铸钱数量减少、钱币外流、钱币被商人囤积、钱币被葬埋和沉没于江湖，用钱地区扩大等七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新唐书·食货志》)。元稹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请今天下州县有贫下户两税数少，情愿输纳见（现） 钱者，亦任稳便”，认为若这样做则“下有乐输之利”(《元稹集》第414页)。元稹承认两税征钱有其弊端，但不局限于从两税征钱或流通中钱币不足来说明当时钱重物轻的原因，认为在廉能之吏主政的情况下就不致出现钱重物轻。认为解决当时钱货轻重的根本之患在于“法令之不行” (同上书，第396页)。朝廷采纳杨于陵等人的意见，从长庆元年 (821年)改两税征钱为征布帛，酒税，盐利则以货币定税额，但可以按时价折纳布帛。中晚唐出现的这一次钱荒，后因武宗会昌年间禁佛及增加铸钱渐倾缓和。北宋熙宁前流通中的钱币也一直不足。 仁宗年间李觏指出当时钱少的原因主要是“奸人销之”以铸造恶钱和铜像铜器，主张将恶钱，铜像铜器“一取而销之”(《李觏集·富国策》)，增加铸钱。神宗二年 (1069年) 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在全国推行新法。实行青苗法和免役法大大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又出现唐代两税纳钱之后钱重物轻的现象。司马光、张方平、苏辙等新法的反对者，纷纷出来发表各自的意见，其论点多与陆贽、白居易等类同。司马光引用白居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来说明“青苗、免役钱之为害尤大”(《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主张罢免青苗、免役等法。苏辙也认为“夫钱者官之所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栾城集》卷三五) 张方平以河南应天府每年纳青苗息钱及役钱92000贯为例，说“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天下谓之钱荒。”(《论率钱募役事》) 除赋税纳钱外，造成钱荒的原因还有：“而又驰过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夷，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 （同上）沈括列举造成当时钱荒的八条原因，其中销钱为器、民间贮藏、货币种类单一、官府贮藏及铜币外流五条，认为可以采取相应对策； 西北河、隍地区每年铸钱40万缗，京师又运去铜钱几十万贯，从而造成中原地区铜钱减少，认为也无足患； 只有人口用度增加及货币自然损耗二条，认为无可救药。鉴于以上原因，沈括主张增加货币数量和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认为“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 在司马光等新法反对派的主持下，免役、青苗等法先后罢废。唐宋出现的两次钱荒及赋税征钱的议行和罢止，一方面反映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明显增强，同时表明赋税货币化的条件还未具备。思想家们关于钱荒原因及对策的讨论，多从解决实际问题着眼，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分析上，但也出现了一些较深刻的认识，如对货币流通渠道及流通速度问题的看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