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轻利

封建正统思想家的义利观。重道德轻财利。先秦儒家孔子宣扬“仁义道德”，认为君子应以义为上，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重义或重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孟子也以君子言利为耻，反对君子“孳孳为利”。秦汉以后，一些思想家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思想，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一“重义轻利”思想遂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基本国策的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封建社会中后期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北宋王安石和南宋陈亮均主张“义利交行”，“义利兼重”，坚持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理论。

重义轻利Zhongyi qingli

儒家对义利问题的看法。在儒家看来，义，指正义， 最高的道德原则； 利，指利益、私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义利对立起来，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即：君子懂得大义，小人懂得小利。提倡义重于利，先义后利。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观点，提出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 禄之以天下不顾也” 《孟子 ·万章》， 认为追求“义”应是人们行为的唯一目的，而言“利”必及于私，及于私即无“义”之可言。儒家的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对后世有很深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发扬了孟子的观点， 提出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 ·董仲舒传》的观点，宋明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都持这一观点，认为义和利互相排斥，程颐认为“出义则入利， 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儒家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 的思想。

重义轻利

战国以后封建正统思想家对待社会伦理规范与人们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思想。其内容实质是以封建伦理道德制约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贬低和限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春秋末，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人们的逐利活动看作礼乐崩坏、天下动乱的根源，主张把义放在比利更重要的地位，认为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准则。认为通晓义，追求义是社会上层人物的高尚美德，而好利、逐利则是下层小人的行为，并要求“罕言利”(《论语·子罕》)。孟子对待个人财富的态度虽与孔子有所不同，但从国家的角度谈论财富问题时，完全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即将义放在第一位，而把物质利益放在第二位，认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 梁惠王上》)“君不乡 （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 西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将孔孟“罕言利”、“何必曰利”发展为“正其谊 （义） 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从此儒家“罕言利”，“何必曰利”的观念被历代封建士大夫们奉为传统教条。西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以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反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提出“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示民以利则民俗薄”(《盐铁论·本议》)。宋代程颐认为义与利不能相容：“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 朱熹也颂扬义为“天理之所宜”，而贬低“利欲”(《四书集注·论语》)。重义轻利和讳言财利的观念严重阻碍了经济理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近代，封建顽固保守思想家为了阻碍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极力反对言利，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务运动》第二册，《倭仁奏折》)，若公开讲求财利，“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之礼义廉耻为无用”(《洋务运动》第一册，《于凌辰奏折》)。这些论调，实际是以封建的礼义，维护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反对人们谋求资本主义之利。

重义轻利 安贫乐道zhòng yì qīng lì;ān pín lè dào

义：道义，义气；乐道： 以遵守道德为乐。形容重道义、轻私利，安于贫困生活，乐于遵守道德规范。陈正宽《方荣翔的境界》：“然而，方先生一不被铜臭熏心，二不赶时髦。他～，一心一意弘扬裘派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