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辞典︱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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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先生祖籍鹽城。 生逢亂世， 就讀鄉塾。 十三歲逕入中學，旋以家貧中輟， 繼則隨親顛沛蘇揚間。 始建國， 即入南京大學苦讀， 立志傳人， 畢業， 遂執教江蘇師院 (今之蘇州大學)、 蘇州鐵道師範學院。 先生骾誠率真， 豪邁倜儻， 揚善嫉惡， 尊師重友， 爲學界所共贊。 雅好聲韻訓詁之學， 屢承洪子明 (誠)、徐士復 (復) 潤溉， 孜孜矻矻， 殷勤著述。 其於公益， 恒先於人， 訓詁學研究會之得蓬勃， 高郵、 金壇、 郾城、 高密諸地先哲紀念館閣之得創立， 咸賴其力焉。 甫屆花甲， 正其奮揚之期，不意蘧爾殞沒， 蒼蒼者何不明如是也。 爰立斯石， 永昭後人。 　這是我爲唐文兄寫的墓碑碑文， 是我又一次蘸著淚水在寫下記載摯友的文字。 南京大學許維賢兄——我們共同的好友——書法獨到，就由他寫到文兄墓碑上。 在這之前， 我曾爲郭在貽兄寫碑文；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 文兄在參加了在貽的葬禮之後不過三年， 竟也去了！ 　作爲一個讀書人， 何者爲幸？一生中能有一二儘管學術道路不同， 卻可以無話不談， 甚至無言默契的朋友， 當是幸中之大者； 但是， 如果自己還好好地活著， 卻要爲溘然離去的知己寫紀念的文字，則又是一大悲哀。余也何德？竟然爲大江南北幾位學人所不棄， 和我結下了生死之交； 然而， 余也何愆？ 卻要接二連三地爲逝去的好友拿起筆來！ 　去年纔爲在貽的文集寫了序~((①)), 那是在外地出差， 夜闌人定，寫畢擱筆， 刹那間心裏有說不出的輕鬆， 但全身卻感到了極度的疲乏——哀思的波濤把我的力氣沖光了。現在， 我又要爲唐文兄的這本《鄭玄辭典》寫點什麼了，恰恰又是將要外出的時候。我又將帶著對摯友的追思，對逝去的年華的懷念， 在旅途中寫下這些本不願寫的文字。 　文兄要編撰《鄭玄辭典》 的打算， 很早就告訴了我， 我是極力贊成的， 並以爲衹有他肯做這樣的事， 也衹有他能做成這樣的事。這是因爲， 此書是洪子明 (誠)、 徐士復 (復) 先生議論已久的，唐兄親受其炙， 前輩的意圖和期望自然久蘊於心。 而他之所以下決心著手，誠如他所言， “是秉承師命進行的”， 但是關鍵還在於他在研讀中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鄭玄訓詁的博大精深， 足爲後世法， 不僅僅是一堆資料而已。或許，這又和一次偶然的會面有關。 　上個世紀80年代初， 一次， 我和他隨先師陸穎明 (宗達)、 蕭仲圭 (璋) 以及徐士復諸夫子造訪華中師大張舜徽先生。座中張先生說起， “文革” 中， 他著《說文解字約注》， 竟用禿了一大把毛筆， 嗣後又著《鄭學叢著》， 二書即將問世~((②))。我聽了， 甚爲老一輩學者的勤奮所感動， 而文兄立即被張先生無意中談到的《鄭學叢著》中的《鄭雅》吸引住了，接連向張先生請教了體例、搜羅範圍等問題。從張先生家出來後， 他對我說， 張先生按《爾雅》 的體例羅列鄭注， 不便後學， 搜集範圍也需增大， 再編一部《鄭玄辭典》 還是很必要的。 　此後， 他屢屢向我道及《鄭玄辭典》 卡片做得如何， 還缺什麼資料，編寫了多少條， 還需要多長時間。我也曾表示過進度似乎還可以加快， 他皺著眉頭說： “嘉璐兄啊， 你別忘了， 蘇州鐵道師院連培養碩士的資格都沒有啊； 如果我像你那樣身邊有幾個學生， 可以以鄭玄爲題讓學生邊學邊幹， 多少能幫上一點忙。我是單幹哪！” 其實他並不知道， 我也是“單幹”， 在校研究生都忙， 哪能幫我幹什麼事？但面對他的感慨， 我衹有默然。 　這樣過了兩三年， 大約到了1985年底， 他終於高興地告訴我，辭典完成了； 轉過年來， 卻又無可奈何地說， 原來說好出版這部書的出版社考慮經濟效益， 不接這部稿子了。我怕這一變化影響他的情緒， 正要勸說， 他卻說道： “那就再等等吧， 如果有時間， 我再潤色潤色。” 事情也衹好如此。我想， 識貨的地方總是有的。不料這一“等等”，竟等到了他用無數個深夜一格一格爬出來的稿子成了 “遺作”！書的問世竟在他身後十年！他原想出版後，聽取了人們的意見再“作進一步的修改和補充”，這也永遠不能實現了。 　爲了便於我寫序， 友生李建國送來了一包《鄭玄辭典》 的有關資料。其實， 我何需再看什麼資料纔能寫？打開紙包， 其中赫然出現文兄手寫的 “前言” “凡例”。 亡友的手澤呀！ 我的思緒片刻間凝固了， 眼睛模糊了。 見物猶見故人。 　這篇前言， 以前我並沒有看過， 現在可以慢慢地讀了。 他在這裹縷述了兩漢經學的概況以及訓詁學之所以發生， 鄭玄學術的成就，編撰這部辭典的初衷。 其間已經透露出他的一些已經醞釀成熟而沒有來得及詳述的觀點。 例如， 對於漢儒所用的聲訓到底應該如何評價， 怎樣區分其精華與應予抛棄的内容； 又如， 在古代漢語中， 語法是如何體現的， 應該怎樣進行研究。我知道， 他本來打算辭典編好後， 就要以此爲基礎資料對鄭玄進行全面的研究……這些都成了知之者的遺憾了。 　這次語文出版社出版《鄭玄辭典》， 即可謂識貨了。但是誰來做責任編輯呢？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審、 編的啊。 不久知道， 社裹決定由建國來負責！ 編輯既得其人， 自然是文兄此書不幸中之一幸！ 這恐怕也並不是巧合。 我的年紀大一點的學生們幾乎都得到過他的鼓勵和指點， 大家對他也都愛戴尊敬一如己師。建國以這本書作爲告別編輯生涯的最後項目， 於他有著特殊的意義， 同時無意中也代我盡了一點心意。 　徐復先生早就寫好了《鄭玄辭典》 的序言， 對其書的意義、價值作了精闢的論述。 有先生的序， 文兄的遺願已經圓滿地實現了。但是我卻提出也要寫一篇序。 主動地要給別人寫序， 不但在我從未有過， 就是在當代學者中恐怕也是罕見的。 但是， 如果文兄健在，大概也會要我寫的吧。我的主動， 實際是在完成文兄無言的囑託。 　既然有徐復夫子的序在前， 我就不必再就辭典本身說什麼話，還是寫點文兄其人或許更於讀者有益。 因爲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對學術的認識， 彼此間的友誼， 已經是現在剛剛踏上學術之路和正在科學險途上前行的青年所不瞭解， 甚至難以理解的了。 使用這部辭典的年輕人不會多， 但我還是希望這裏所寫的一些雞毛蒜皮能對讀了它的有數的年輕學人思考人生問題有所裨益。 　文兄是怎樣一個人？論職務，不過是一位剛剛升爲教授，還沒有來得及成爲“名教授”就辭世的大學老師。但是在我看來，他的學問在訓詁學界應該屬最傑出者之一。論社會活動和組織能力， 雖然他沒有在學校或政府擔任什麼領導職務， 但是從其待人接物，特別是爲訓詁學研究會奔走的往事看， 他有著極大的包容涵養和處理人事的本事。論爲人， 他的確做到了 “言必信， 行必果”。他可能也曾經當面得罪過一些人， 但是在語言學界大家都知道， 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偏見， 也沒有常見的門戶之見， 更無害人以利己之心； 相反，衹要是朋友的事， 無論有多難， 他都要設法幫助。 所以， 即使有人曾經與他意見相左， 但事後絕不會有一點記恨， 有的甚至由此成了好友。 　他與朋友交而信， 爲人謀而忠， 處世頗合古道， 是那種當你遇所不快就會想起、渴望對之一吐塊壘， 而一旦失去他就會遺憾無窮的人。我們相識相知的情形和時間，幾乎和我與郭在貽結下深情時一樣。 回想二十多年前， 初次見面即有相見恨晚之慨。 彼此對對方的瞭解——或者說是對對方的傾慕， 不僅僅是因爲對聲韻訓詁之學的愛好， 也是因了有心心相印的事業抱負和爲人準則。唐文和在貽的性格迥然不同： 一個喜怒俱形於色， 一個内向而寡言； 一個似暴而能忍， 一個似緩而實急； 一個從遊頗廣， 一個最喜獨處； 一個熱心公益， 一個雖欲爲而乏謨。 時日稍久， 我發現這些都是表象， 他們的正派、耿介、執著、 赤誠， 卻是一樣的； 多言也罷， 少語也好，片刻之間即可透視其心， 也是一樣的。這也就是後來我們三人成爲至交最重要的原因吧。 　文兄遇到看不慣的事和人， 不管在什麼場合， 都會立即沈著臉、皺著眉： “怎麼能這個樣子？怎麼能這個樣子？” 本來較黑的臉越發黑了。 而當衹與一二知己相對時， 卻又可能雷霆突發， 把全部怒氣一股腦兒噴泄出來： “不像話！”“哪有這個道理！” 我和在貽常常需要聽聽這種悶雷， 大概是因爲文兄難得遇到對他的義憤心領神會的對象吧， 也許是我們蘇北人性格的本色。這時， 在貽會眨著眼抿著嘴， 不言不語地聽完， 然後低聲慢語地說： “這不奇怪。” 接著可能講上一段他所經歷的事情或所遇到的人， 其人其事可爲之氣憤的程度或較文兄之所遭有過而無不及。故事講完， 唐文的呼吸已經平靜了許多。我的性格介乎他二人之間， 說出的一堆勸解語有時頂不上在貽兩句平淡的話。 此即所謂一物降一物歟？ 　文兄對朋友， 如果用 “爲知己者死” 的古話來概括， 也不爲過。在現代， 需要爲朋友獻上生命的事畢竟不多， 中國知識份子的這一傳統， 就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所謂日久見人心者，亦此之謂耳。一年， 我到蘇州， 他非要我住在他家不可。 這時他纔從住了幾十年的城裹小巷中的老屋遷到火車站附近鐵道師院的宿舍，三室一廳， 並不比老屋寬敞， 但卻明亮得多。 晚飯之後我們邊吸煙邊聊， 不知不覺竟聊到了三四點， 連我這 “夜貓子” 都有些支持不住了。 清晨大約七點， 我醒了， 文兄正坐在對面吸煙， 說： “醒了？睡得怎麼樣？吃點心吧， 趁熱。” 桌上已經擺上油條、 豆漿。 原來，他六點就起床， 到街上把早點買回來了。 “你幾點起來的？ 隨便吃點就行了， 何必還跑出去買？” “這一家的油條炸得特別好。 我知道你不喜歡吃北京的油餅， 你嚐嚐。” “你睡得太少了， 這怎麼行？” “習慣了。 白天忙， 夜裏正好讀書、寫東西。” 這正是他在這部辭典的前言裹所說的 “有時漫漫長夜， 萬籟俱寂， 獨居斗室， 獨對孤燈” 的情景。 我知道， 他的文章、課程都是這樣寫作和準備的。 但是， 如果我不在他家住， 今天他總要多睡一會兒的吧？此時我的心情真是難以言喻， 心疼、擔憂、感激、欽佩的混雜物讓我無言以對。 　1980年暑期， 我女兒考上大學後和前一年上了大學的哥哥一起到江浙旅遊， 在蘇州就住在文兄家。 當時他還住在老房子裹。 一日三餐由唐文夫人馬嫂恩雯照料， 自然是蘇州特色的家常菜都要讓孩子們嚐一嚐， 蘇州各色小吃則大都是文兄一早特意到觀前街買回來。叔叔和阿姨輪流要孩子們多吃些， “我們實在吃不下了， 唐叔叔還一再要我們吃”， 孩子們回到北京後跟我說。 文兄也是一兒一女， 女兒小文在四個孩子裹最長， 男孩兒少文則最小， 於是小文自然成了照顧三個弟妹的大姐姐。我兒子脫下髒衣服， 妹妹要洗， 卻怎麼也爭不過大姐姐。 每天兄妹倆出去玩兒， 晚上吃過飯就和唐叔叔、 馬阿姨坐在院子裹的桂花樹下納涼、 閒談、 吃水果， 完全像一家人。 根據孩子們的敍述， 我可以想像出文兄夫婦視我的兒女如同己出的神態。這是他對待知己之所必爲， 是以利合者無法理解和享受的情義啊。 　前年我去蘇州， 與馬嫂全家歡會， 既見小文姐弟兩家事業俱成，子女復皆可人， 更見馬嫂康健如昔， 欣喜自不待言， 獨缺文兄， 也衹好悵然於心。 我的兒子恰好也在， 與小文、 少文重逢， 三人雖都已涉不惑，但話語連綿， 猶如少時； 其子與小文之子、 少文之女一見面就成了好朋友， 戲耍甚歡， 小文之子最長， 玩時，對待兩個弟妹也很像當年小文對我的兒女。 臨別， 三個孩子頗爲戀戀不捨。 看到孩子們始而興奮繼而遺憾的神情， 我在傷感隱痛中不禁又得到莫大欣慰： 我與文兄的情誼， 轉眼已經傳到第三代了， 眼前情景應可告慰文兄矣！ 　少文滿腹俠義心腸， 頗有乃父之風， 豪邁而不外露， 似乎比文兄更加沉穩。我不止一次見到他的頂頭上司， 知道他在單位總是遇事上前， 見賢則讓， 嚴己寬人， 不辭勞苦， 所以常常被委以要事。我聽了， 立即想到可以套用一句古話： “唐氏有子矣！” 其於友一如其父。 他在單位交友的具體情況我不知道， 但他與我的幾個學生——李建國、朱小健、 朱瑞平、 張猛……之間的感情就是眼前的證明。他來北京總是匆匆， 但衹要有時間， 就要抽空和他們坐一坐，學生們——大多比他年長——也樂於和他暢快地交談， 雖然行當不同， 彼此卻有許多話可說， 大概學生們覺得見到他猶如見到了自己敬佩的唐先生吧。他到澳大利亞出差， 不但要爲我的兒子帶去點二人共同喜歡的某種牌子的香煙， 還要痛痛快快地聊到半夜。 這真如他們的父輩了。少文甚至連吸煙都像父親， 吸得太勤， 每口都深入肺部。他相貌酷似其父， 連面色也與文兄幾乎無二， 同樣兩唇發黑。我懷疑這既有遺傳原因， 也與他吸煙有關。而其夫人性格也如馬嫂，任由他去。所以我每次見到他都要勸他少吸， 還介紹我的 “經驗”。勸他， 雖是因爲從文兄身上得到了教訓， 潛意識裹也有補當年未勸文兄之失的成分， 但我既沒有決心與香煙決裂， 這種勸說在少文身上能有幾分效力， 連自己也沒有把握。 　80年代以來， 文兄搬過三次家。 除了最後住到城外新校區後我沒去過， 此前三個住處我都住過、 坐過。 每搬一次家， 他都要在信裏或電話裹告訴我， 說新房子如何明亮， 生活如何方便。 有一次在我家吃飯， 說起當年工資低、生活拮據的情景， 他感慨地說： “現在的工資雖然還不算多， 可是每月的錢怎麼花都花不完。” 文兄在生活上是無大欲望， 極易知足的。在這知足中也有淡淡的惆悵： “年輕的時候能吃、 想吃， 卻沒得吃； 現在什麼都吃得到了， 又吃不下了。”文兄的這番話或者可以算是我們這一代人幾十年生活和觀念的寫照吧。 　對待公益的事情， 文兄之熱心和投入恐怕也是少見的。 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成立時， 我被選爲秘書長， 他爲副秘書長。 職務雖“副”， 但他爲研究會出的力從一開始就不在我之下， 後來他所做的越來越比我多。表面上是因爲他在鐵路部門工作， 出差可以坐免票火車， 節省了研究會的開支， 但我明白， 他之不停地東奔西走， 是爲了實現振興中國古老傳統學術的願望， 也是爲了減輕我的負擔。後來我任副會長， 他任秘書長， 我任會長， 他任主持工作的副會長，我們就這樣密切合作了十幾年。 　在整個80年代， 訓詁學研究會是同類研究會中組織活動最頻繁、 培訓人才最多、對高校中文學科教學影響最大的學術組織之一。這一切， 如果沒有文兄的忘我， 是根本無法做到的。爲了開展活動，付出最多、最累的是他。 籌措經費 (我們戲言爲做“高級乞丐”)、考察會議地點、論文徵集、發出通知、擬訂議程、 安排食宿、 接送代表、照顧長者等等巨細之事， 他都親自過問、操持； 會議期間，處理臨時發生的事情、應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要求或建議、 調解有關單位或個人之間的關係等等雜務， 幾乎也都是他擋在前面，很少推到我這裹； 會後的新聞報導、 結算賬目、 感謝爲會議服務的教師和學生， 更需要他“斷後”。 忙忙碌碌至少十多天， 然後趕回去上課。 有幾次， 訓詁學研究會的活動一結束， 我就要病一場； 唐文體質比我強， 雖未倒下， 但每次都咳嗽不止， 甚至失音數日。 我曾不止一次勸他去醫院， 他說： “老毛病， 吃過藥， 不管用。 去醫院也是給那幾種藥。” 當時， 我衹想到他的氣管和喉嚨， 後來纔明白這可能就是肺癌初期的徵象。我和他都忽略了。 　1992年， 訓詁學研究會要在貴州舉行古漢語語法研討會， 會前照訓詁學研究會的慣例要先到會議地點考察並與當地有關部門商量會議事宜。適我就要出國， 衹能由文兄一人前往。與其同行的友生告訴我， “唐先生咳嗽得厲害”。我在電話裹再一次勸他去醫院看看，他說已經到醫院預約了， 等研討會一結束就去。 不久， 會議正式舉行， 他依然跑前跑後，事必躬親。待我回到北京知道， 他一進醫院就被留下了： 肺癌晚期！聽到這個消息， 我的感覺和不久前在貽的噩耗傳來時幾乎一樣， 懵然！ 幾次與少文通話， 都不知所言。難道這麼快， 我又要失去一位知己嗎？鎮定之後， 又多了幾分慚愧和悔恨。我對學生們說： “唐先生是爲訓詁學研究會死的，是爲振興訓詁學事業死的！” 是的，爲訓詁學研究會， 他幹得太多， 我幹得太少了。他爲大家耽誤了多少本應是自己搞業務的時間姑且不論， 衹要他不這樣累， 不是檢查得這樣晚， 或許……希望所有喜愛訓詁學的年輕人， 都記得曾經有過這樣一位默默奉獻的訓詁學家， 不是倒在鋪滿古籍的書桌邊， 而是死在爲振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奔波的路途中。 　每當我寫回憶性文字的時候， 都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到了喜歡回首往事、容易傷感的年齡了， 不然爲什麼一提到故人就要絮絮？細想想， 似乎也並非全是如此。 舊友的確在逐漸凋零， 怎能不讓人感慨？每位已去者的確都留下有許多值得後人記住的痕跡， 怎能不一再細細地品味？我的追憶， 似乎已經超出了傷感的無形之圈， 更多的是想到中國的文化就是由這樣的一個個的人、一代代的人， 點點滴滴地積累起來、傳承下去的。 單看每一個人， 並不怎樣轟轟烈烈，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平平淡淡的人， 歷史和學術也就不存在了。每位學者的離去都會給同路者和後來人留下一些遺憾， 這就是需要暫存者和後來者去接續、 去完成的事業。 這纔是回憶之所以必要。但願此書的讀者能產生和我一樣的聯想。 　寫到這裏， 我似乎已經逐漸地從懷念文兄的沉重中掙脫出來了。但願此書長立於學者的書房中。 2003年10月3日至13日於訪歐途中 許嘉璐 　注释： 　①見《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 　②《說文解字約注》，中州書畫社出版，1983年；《鄭學叢著》，齊魯書社出版，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