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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典故词典︱论“典故”——代前言 论“典故”——代前言 | 什么是典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实际的文化生活和许多以“典故”命名的词典中已混淆不清了。诚然，这些词典为开发、解释、运用典故这一古代文化的精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始终未能向人们清楚地展示“典故”的真正含义。另外还存在典故与成语的界限不清、典故和掌故混为一谈等问题。因此，当我们编纂完这部《通用典故词典》之后，感觉有必要对上述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论述，并以此充当本书的前言。 一
我们了解“典故”的含义，多依赖于几部权威性的语文工具书。《辞海》对“典故”是这样解释的：
典故 ①典故和掌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则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宋史·宋敏求传》：“熟于朝廷典故。”②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这样解释的：
【典故】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
八十年代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基本上沿用了上述两部词典的释义。
倘若不较劲，或者不是专事“典故”概念的研究，上述的解释或许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认真探究，几部权威性词典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概括出“典故”一词的含义，与我们今天对“典故”的理解有一定的差距。《辞海》第①义项，是对所举例证中“典故”二字的随文释义。例证《后汉书》“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句，是说汉章帝屈尊降礼之事超过了先祖的典章旧制；《宋史》“熟于朝廷典故”句，是说藏书家宋敏求藏书很丰富，平日诵习，因而非常熟悉有关朝廷的典制掌故。这种随文而建立的词典义项，也是编纂词典建立词语义项的一种概括方式。搜寻历代文献资料，“典故”二字作“典制和掌故”解的还有多例，如《唐语林·补遗四》：“‘压角’之来，莫究其始。开元礼及累朝典故，并无其文。”用“典制故事”作解是有概括性的，因此，《辞海》对“典故”一词所确立的第①义项并无错误。但是，这里必须指出，这并非我们一般文化生活中所说的“典故”的含义。倘若我们依照这个概念去编纂一部“典故大词典”，那将是一部历代典章制度和朝廷故事的大汇编，其性质必定是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的编著。翻阅近二十年出版的以“典故”命名的词典，似乎都不是取此义而编著成书的。
在一般的文化生活中，以及人们编著典故词典时，对“典故”的理解，在概念上好像都接近《辞海》的第②义项和《现汉》对“典故”的解释。《现汉》明确指出诗文中所引的无论是故事还是词语，都是古书中有所源的，而《辞海》只言“古代故事”，未言是古书中的故事。显然，《现汉》的释义比《辞海》稍严密些。但无论是哪种解释，将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古书中的故事视为典故，都有些大而无当，并未能从某一方面揭示出“典故”的本质特征。至于“诗文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和“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词句”的解释，可以说是离谱太远。中国的古词语十分丰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语言词汇的大量继承和没有历史的间断是汉语发展的重要特点，倘若我们将后人著述时大量使用前人文献中的词语都视为典故，“典故”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岂不成了古词语的代名词？这种解释过于笼统，不够严格，未能触及“典故”的实质。
我们翻阅了多部在此之前出版的典故词典，有的在前言中回避了对“典故”一词的解释，大多则采用《辞海》与《现汉》的释义，少许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个别还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对我们今后研究典故和正确把握“典故”的概念，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如马君骅在《汉语典故词典·序》中说：
“典故”并非随意性和漫无边际的。他必须是人们在书面或口语中反复引用且已约定俗成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前者为事典，后者为语典。
但是并非所有的有来历出处的故事和词语都能成为典故，能称作典故的只是其中少数。原因在于典故的形成需具备三个要素：一要有典型故事，二要浓缩成固定形式，三要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这两节文字似乎不是在为“典故”下定义，只不过是作者在谈他的认识而已，可惜这篇序言未能展开。尽管如此，这两节文字使我们对“典故”的认识从模糊走向了清晰，其中“‘典故’并非随意性和漫无边际的”论断，是对以往宽泛、模糊定义的批评。
随着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即各类辞书的编纂逐渐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大量古籍文献的开发整理和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对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典故”，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和切合现代实际的比较准确的定义。在时间概念上，凡是符合“典故”定义的，相对于现在来说是过去的，都可以称之为“典故”，未必惟有古代文献中被后人运用过的才算是典故。杨伯峻先生在为杨任之先生编纂的《中国典故词典》所作的序言中说，“华威先生”也是典故。《华威先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天翼创作的一篇讽刺小品，写华威先生一天到晚东奔西走，忙个不停，口中叫苦，心中自乐。国难当头，不用实际行动抗战，却借此以自炫。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杂文《莫作八十年代的“华威先生”》，就是用的这个典故。这说明不仅大量古籍文献中的典故在被人们开发利用，近现代成百倍增长的文献典籍，人们也在从多方面进行开发利用。在汉民族文化中，典故诚然是一个百花园，典故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但如果不从认识上突破传统的宽泛模糊的概念，立足于现实，从人们运用语言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典故的含义，那么汉民族文化典故的百花园必将杂草丛生，不仅典故词典的编纂会有失规范，典故与成语、典故与掌故的概念也将混乱不清。二
综合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以词语的形式引用前人文献典籍中的故事，或引用前人文献典籍中有故事来历的词语撑好称之为典故。前者为事典，后者为语典。我们暂且不必认为这就是为“典故”一词所下的定义，而只是抛砖引玉，仅供进一步思考推敲而已。
所谓“典”，就是指前人的典籍；所谓“故”，就是指前人典籍中的故事。前人典籍中的故事被人们以词语的形式引用，就是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典故。因此，对“典故”一词的解释，“引用”“前人典籍”“故事”“词语”是关键词。引用不分口语和书面语；前人是指引用者以前的人，而不单纯指古人；故事是指所引用的典故必须有故事性或有故事来历；词语则是指典故的载体必定是结构相对固定的词语。
典故从语源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也就是“事典”和“语典”。所谓“事典”，是用结构相对固定的词语概括一个故事，如“守株待兔”，典出《韩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故事，后人遂以“守株待兔”或“待兔守株”“守株”“待兔”等等词语，比喻死守狭隘的经验，不知变通，或存侥幸心理，妄图坐享其成。如《景德传灯录·钦山文邃禅师》：“守株待兔，枉用心思。”宋·黄庭坚《送张沙河游齐鲁诸邦》：“守株伺投兔，岁晚将何获？”又如“说项”，典出唐·李绰《尚书故实》：
杨祭酒敬织爱才，公心赏之江表之士项斯，赠之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
杨敬之因爱才到处夸扬项斯的优点，所以后人用“说项”“说项斯”“逢人说项”等词语概括这个故事，用以比喻替人说好话，替人讲情。如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像“鸡肋”“吞蛭”“刻舟求剑”“病入膏肓”“叶公好龙”“顾名思义”“高山流水”“酒有别肠”“鸿门宴”“兰亭会”“饭后钟”“破天荒”等等，都是典故中典型的事典。
这里所说的“语典”，是相对典故中的“事典”而言的。这种语典虽然不是对故事的概括，但一定是在一定的故事背景中产生的。典故的名称，即词语，是有故事来历的，大多直接来源于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原本词语，有的则是经过后人稍作加工而成的。如“脱颖而出”，语出《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自荐”的故事。毛遂自荐随平原君出使楚，平原君认为毛遂在自家呆了三年而不为所闻，是没有能耐，并以“锥处囊中”为比，认为有作为的人如同锥置于囊中，是会立即显现出来的。毛遂回答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后人将“颖脱而出”改为“脱颖而出”，用以比喻一遇见机会突然显示出惊人的才能。又如“外强中干”，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国与秦国作战吃了败仗，晋惠公骑上郑国的所谓好马迎战，大夫庆郑竭力劝阻，认为作战必须用本国的马，“今乘异产(指外国的马)……外强中干……君必悔之。”晋惠公不听劝告，终致马陷泥坑而作了秦国的俘虏。后人用“外强中干”指外表强大而内部虚弱。这种有故事来历的典故很多，如“及瓜而代”“鞭长莫及”“推心置腹”“甘拜下风”“凤毛麟角”“止水”“天堑”等等。
表示事典的词语，一般可以表示某个故事的主题；而表示语典的词语，一般只是某个故事中的关键词。我在这里所说的“语典”，与一般诗文中的“用典”是有区别的。诗文中的许多用典，在典源中并无故事背景，在叙或论的语言环境中，也无所谓是否是关键词。如“哀丝豪竹”，语本唐·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后人以“哀丝豪竹”表示乐声悲壮动人。如清·袁枚《送尹太保从两江入阁序》：“哀丝豪竹，尽识彭宜；奥旨精文，定呼子慎。”又如“一叶秋”，典出《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后人常用以表示秋令之词。如钱起《长信怨》：“长信萤来一叶秋，蛾眉泪尽九州幽。”类似这种用典，其语境大多是描述和议论，诗文中实在是太多，如“纲举目张”“矮人看场”“知天命”“佳丽地”“风烛”“东风压倒西风”“天若有情天亦老”等等。这些虽然也可以称之为“语典”，但它不属于我们所议论的“典故”的范畴，因为它只有“典”，而无“故”。我们通常将诗文中的这种引用称作“用典”，而不说它是“用典故”。三
为进一步阐明什么叫“典故”，这里还有必要将典故与成语、典故与掌故作简要的比较和区分。
典故与成语的区分，首先是表现在名称上。成语四字格居多，极少数为二字格、三字格、八字格等，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定型性。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而后以千金相报的故事，成语有“一饭千金”“千金一饭”和“一饭之德”“一饭之恩”。相对于“一饭千金”和“一饭之德”，“千金一饭”和“一饭之恩”分别为前者的变体。一条成语的变体还有多达十几条的，这是成语在流传和使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这种变化一般只是个别字的更替或几个字位置的更动。典故则不同，表示某一典故的词语，在结构上基本无定型性，而且表示同一典故的词语要比同一成语的变体多得多。仍以韩信的故事为例，典故有“千金答漂母”、“千金答浣纱”、“漂母恩”、“漂母惠”、“漂母食”、“漂母餐”、“淮阴饥”、“韩信贫”、“漂母”等。这些都是人们在诗文中运用这一典故时凝缩成词的，随意性较大。其次，典故与成语的区分表现在故事性上。有些成语具有故事性，它们既是成语也是典故，其结构与意义是完全重叠的，如上述“一饭千金”等，又如“暗渡陈仓”“对牛弹琴”“道听途说”“井底之蛙”“江郎才尽”“画蛇添足”“东施效颦”“草木皆兵”等等。但类似这种重叠的现象毕竟是少数，多数成语是没有故事性的，特别是那些后起的成语，如“半夜三更”“抱恨终天”“保国安民”“遍地开花”“兵多将广”“不打自招”“草率从事”“多快好省”“万众一心”等等。而典故的故事性是它的基本特征。
典故与掌故很少有人去研究，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也很少有人将典故与掌故加以区别。其实，掌故并不等同于典故，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掌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实或传说”(《辞源》)是广义的掌故概念，所谓“掌上千秋史”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狭义的掌故则指历史人物掌故，也正是本文所指。历史人物掌故具有真实性、故事性和教育性三大特点：掌故的人物和内容是有文献依据的、真实的，神话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不属掌故之列；每一掌故都有一定的情节，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掌故还必须有一定的教育和启发意义，或透露出思想的光芒、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或表现出哲理的思考、包蕴着隽永的韵味等等。
典故与掌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故事性为基本特性。但是，掌故的范围比典故要宽泛得多，除了神话传说中的典故之外，典故基本包括在掌故之中，而且许多掌故比典故更具故事的情节性。
典故与掌故的区别主要是在名称上，典故中的事典名称固然也常常用作掌故名称，但大多数掌故的名称常常用一句话来表达，是不具备语词性的。如《太平广记》卷二八[[!NFCA1]]引《法书要录》记有唐太宗这样一段故事：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帖》，朝思暮想，欲求之而不得。太宗派御史萧翼诱骗辨才和尚，终于获得此帖。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在玉华含风殿召见太子，留下遗嘱将《兰亭帖》作为随葬品带入墓穴，从此天下又失一书法珍品。这个掌故我们可以取名“唐太宗设计夺《兰亭帖》”，也可以取名“唐太宗骗取《兰亭帖》”，还可以称之为“《兰亭帖》之失”等等。又如明人曹臣《舌华录》卷一(见《笔记小说大观》):“冯具区同潘景升游白岳，潘指壁上恶书攒眉曰：‘山受苦如此！’冯曰：‘既作此山，不应辞苦。’中一同行者问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看了这段故事，可以名之曰“山苦耶？公苦耶”，亦可以名之曰“山苦不如人苦”。这些，都不能说是语词。
掌故命名的随意性比较大，不像典故一样非凝缩成语词不可。典故的名称是语词，均可以进入语词词典，而掌故的大多数名称不具备这一条件。假若编纂出版一部“掌故类书”，将每个掌故的题名编成笔画索引，是起不到检索作用的。根据这一区别，我们认为，典故同成语一样属于语汇学研究的范畴，当然也属于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掌故只能是后者的研究范畴。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典故中的语典名称一般不能作掌故名称使用，如上述“外强中干”这个典故，当它作为掌故使用时，“外强中干”并不能概括这个故事，而只能名之为“庆郑劝阻晋惠公”或其他能够基本概括故事主题的名称。
本词典基本按照上述的认识编著而成，是否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还有待读者提出意见，便于以后修订。为实现“通用”的目的，我们一是在选词方面尽量选取一些比较常用的事典和语典，二是在释义方面力求准确，叙述典故故事时尽力做到通俗简明。由于水平所限，缺点错误难免，敬请指正。张林川
2002年初春于湖北大学静观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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