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土地制度land system of modernChina

古代封建土地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所占有，分散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各地数量不等的自耕农和其他小私有者也占有和耕种部分土地。地权集中，使用分散，是近代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
土地占有形式 近代农用土地大致分为皇庄（包括宗室庄田）、官地（见官田）、屯田、旗地（包括蒙古旗地）和民田五大类。辛亥革命前，皇庄、官地、屯田、旗地仍沿前制，但有变化。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了官地、屯田、旗地的顶退和典卖及其向民田的转化。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这种顶退和典卖愈加频繁，并逐渐合法化。六七十年代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起义农民的土地没收充公，作为官田或屯田。同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对东北、热河、内蒙古等地的官荒、旗荒进行较大规模的放垦升科。这些地区的官地数量有所扩大，但在另一些地区，因农民起义的冲击而散失的官田、屯田也不少。辛亥革命后，又相继对皇庄、官地、屯田、旗地进行清理和拍卖。皇庄地大部分落入原庄头手中，旗地大部分变为地主私地，皇庄、旗地名目消失。官田、屯田中除少量学田和地方慈善事业公地外，都变成了民田。
民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寺（庙）田、族田以及某些地方公益机构占有的土地。寺田各处都有，族田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尤多。后者是地主和农民私人占有的土地。此外，还有洋教堂采用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侵占的土地，主要是天主教堂的占有地。
各类土地的数量和比重，因时因地而异。16世纪末，官公地和私有地大约各占一半。19世纪80年代，私有地增加到75%左右，到20世纪30年代，私有地已达90%左右。
地权分配 近代，地权分配极不平均，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广大农民所占土地较少。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在原起义地区，一部分农民通过占垦或购买无主荒地，获得了若干土地，局部地区的地权有所分散，自耕农数量增加。但同时，镇压农民起义的乡勇头目和地方土豪，通过揽垦荒地，侵夺“逆产”、“绝产”，强买、贱买民地等手段，大肆兼并，使一些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扩大。辛亥革命后，随着各地军阀的兴起，一批军阀地主应运而生，他们权势显赫，占地动辄数千、数万亩。随着对外贸易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则投资田产。在封建地主中，地主兼商人、商人兼地主的比重增大了。在某些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地主的比重达50%以上。辛亥革命后，总的变化趋势是： 中小地主减少，大地主增多，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数量扩大。
由于地主的兼并和农民的分化，丧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据1927年的估计，全国55%的农户是没有土地的。有土地的农户中，一般农户的占地数量也很少，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据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各农户占地数量分组情况见表。

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农户占地数量表

土地面积	农户数	%
10亩以下 10～30亩以下 30～50亩以下 50～100亩以下 100亩以上 合计	17 914 231 11 318 570 6 712 366 4 127 136 2 273 355 42 345 658	42.3 26.7 15.9 9.7 5.4 100.0

抗日战争前，约占农户4%的地主，占有全国14亿亩耕地中的7亿亩左右，约50%。富农约占农户的10%，占有全国耕地的15%（见富农经济）。而占农户总数70%的贫农、雇农，只占15%左右的耕地。中农的户数和占地比重都为20%左右。抗日战争时期，土地兼并愈加剧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垄断了全国70～80%的耕地。按户平均，地主占地数量相当于贫农、雇农的30倍、50倍至130倍以上；按人口平均也相当于贫农、雇农的30倍左右至50倍以上。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多为优质水田、水浇地或阳坡地。贫农、雇农的情况则相反。
土地买卖 土地可以买卖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之一。购买是地主以及其他农户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近代，土地买卖的习惯和法律规定，仍沿袭前制，但有变化。由于旗地和绝大部分官地，相继转化为民地，不准买卖的土地比重已经很少。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分化严重，地主也在分化。部分中小地主破产，大地主地产膨胀，土地日益集中，土地的买卖和转移比以往更加频繁。宗亲和地邻优先购买权已基本消失，回赎期限缩短，土地买卖更加自由。
近代的土地买卖，有当（押）、典、卖（绝卖）三种基本形式。由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农村商业高利贷的猖獗，当、典在土地买卖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农民往往先以土地抵押借债，到期无力偿还本息只好典地。订定回赎期限，到期又无力回赎，只好加价绝卖。抵押借债一典地待赎一加价绝卖，是近代一些农民丧失土地的三部曲。在某些永佃制流行地区，土地买卖往往被分割为田底（所有权）、田面（耕作权）两个部分。一些无法保留地权而又不能离开土地的农民，则采用“卖田留耕”，即出卖田底，保留田面的办法，继续维持对土地的耕作，但必须向买主纳租。这样，自耕农就变成了佃农。
经营方式 近代，土地有出租和直接经营两种基本方式。农民占有的土地一般自己耕种，而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绝大部分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榨取高额地租。甲午战争后，随着城市新式工业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一些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和经济作物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地主的直接经营有所发展。有的地区，地主直接经营部分超过其占有土地的一半。全国平均，地主占有的土地约10%直接经营，90%招佃收租（见经营地主）。此外，在北方地区还存在着一种介于租佃和雇工耕种之间的土地经营方式，通常谓之帮工佃种制或分益雇役制。它由地主提供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佃农只出劳力，农产品实行按成分配，通常地主得七至九成，佃农得一至三成。20世纪初，一些口岸、城市附近和商业性农业较发达的地区，官僚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归国华侨开始投资农业，创办农牧垦殖公司，领垦荒地荒山。但除少数公司集中统一经营外，大部分公司，特别是大型垦牧公司，仍然以招佃收租为主，有的甚至进行土地投机（见农牧垦殖公司）。
家庭是近代中国土地经营的基本单位。除经营地主、富农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外，家庭成员是主要的劳力来源，使用雇工的农户和每一农户使用的雇工数量很少。因此，土地的经营规模直接受到家庭劳力的局限。由于资金短缺，农业技术落后，加上人口稠密，人均和户均耕地面积狭小，即使家庭劳力也大多得不到充分利用，结果造成了土地经营规模的普遍狭小。据1934年对关内22省891县的调查，农户经营面积在10亩以下的占35.8%,10～20亩的占25.2%，两项合计为61. 0%。20亩以上的只占39%。云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半数以上农户的经营面积不足10亩。近代后期，由于人口增加和农民日益贫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每一农户耕作的地块，也极其分散零碎。据1933年对16省的调查统计，每块耕地的面积，平均旱地为2.995亩，水田为1.254亩。
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地块分割零碎，是由近代封建土地制度派生出来的。由于工业极不发达，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买田收租一直被认为是获取和积累财富最保险的途径。官僚、地主、商人通过经济或强力手段，大肆兼并土地，凭借超经济强制，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使农民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只好仰赖借贷。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乘机向农民进行高利盘剥，使农民的生产条件每况愈下，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而自己不耕种，直接生产者没有或有很少土地；土地占有集中，而使用者极其分散；土地占有者坐享其成，而直接生产者不得温饱，充分反映了近代封建土地制度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才能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