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语出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刘氏将诗、赋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人创作，是为了表现情感才创造审美的诗体形式，而辞赋家相反，是为了陪衬他们所制作的文采斐然的辞赋形式而无病呻吟。刘氏对辞赋创作文情关系的总结以及文多情寡现象的批判是切实的，但他企图以偏狭的儒学观纠正辞赋为文而造情的现象，使文学之情失去其应有的丰富性则是徒劳的。因此此说不可能使辞赋创作真正走上健康的道路。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如果说扬雄的“辞人之赋丽以淫”指出了赋体创作中片面追求文采的错误表现形式，那么刘勰的“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则继承、发展了扬雄的观点，指出了这种错误形式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特征，进一步划清了“诗人什篇”与“辞人赋颂”的界线。他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刘勰对“诗人”与“辞人”含义的理解和扬雄是一致的。“诗人”，即包括《诗经》作者在内的一切遵循《诗经》创作精神的作者，他们的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即抒忧愤，咏情性，用来讽喻柄政者。“辞人”，即只片面追求形式的辞赋作者，他们为了创作而创作，卖弄词藻，无益于世用，只用来炫耀才华。创作动机不同，其创作过程及特征也截然不同。前者情在先，文成其后，心中有喜怒哀乐之情而后以文发之，其文表现为“要约而写真”，具有朴实自然美。后者为了作文，然后才虚构感情，虚构的感情表现出虚假、空虚、矫揉造作的特点，为了掩饰这些弊端，只能求助于浮华的文辞，其文便必然表现为“淫丽而烦滥”。文学作品是以情动人的，如果感情虚夸，便失去感人的根本，尽管词藻华艳，也只能使人读后生厌。刘勰强调文学创作中感情的重要性，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这是对片面追求对偶、声律、辞藻的齐梁颓风的一种有力批判，对中国后世文学，尤其是赋体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