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酒园诗话

诗话著作。清贺裳撰。贺裳字黄公，号九曲阿隐者，丹阳（今属江苏）人。康熙诸生。著有《史折》、《红牙词》等。《载酒园诗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依初盛中晚的次序评论唐代诗人共一百三十馀位，第三部分按年代先后评论宋代诗人，也有百馀位之多。他论诗多囿于传统，标举“温柔敦厚”，强调“有讽喻”和“得性情之正”。他反对明人兴起的厚盛唐和薄宋诗的风气，故论唐诗特地“略于初盛而详于中晚”，详析宋诗也是出于这一动机。但上述基本立场却使他极为严峻地批判了晚唐诗的“绮丽无骨”，又以唐诗的特征为标准去评判宋诗得失，每以“标新撷秀”、“清婉动人”一类的评语称道某些宋诗人。如以“清越”、“多秀句”称许张耒，以“清致”称许吕本中，以“俊气”称许陈与义，以“清气”、“秀骨”称许释惠洪，以“神骨俱清”称许赵师秀的《示友》诗，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用这一标准评判梅、欧、苏、黄这些开创或代表宋诗风格的大诗人，完全不能容忍他们对宋诗的创新和发展。如谓“鲁直好奇，兼喜侠事，实阴效杨、钱，而外变其音节，故多矫揉倔佶，而少自然之趣。然气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权衡，故佳篇尚多”；谓“坡公之美不胜言，其病亦不胜摘。大率俊迈而少渊渟，瑰奇而失详慎，故多粗豪处、滑稽处、草率处，又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他对宋诗的发展过程，也持一种首足倒置式的观点，即宽待尚未摆脱晚唐藩篱的宋初诗人，而严究此后的所谓“宋诗三变”：梅、欧“一变为伧父”，苏、黄“再变为魑魅”，南渡前后曾幾等至宋末江湖派“三变为群丐乞食之声”。其中尤对开新风之先的欧阳修，指斥不遗馀力，诋为“开后人无数恶习”的“诗道一厄”。总之，贺裳对宋诗的分析与宋诗的真面目简直南辕北辙，这是把宋诗“寄植”于唐诗的结果。《载酒园诗话》传世甚稀，持论失当恐怕是原因之一。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载酒园诗话

清·贺裳论次，侄贺国璘、侄孙贺里昭同辑。裳，字黄公，号檗斋。丹阳 （今属江苏）人。康熙初诸生。生卒不详。国璘，字天山，号遁厂； 里昭，字孟循。均生卒不详。此书篇幅颇富，编次却不伦，虽分作四卷.然各自为集，互不统属。《缘起》有“假我数年，或有全书”之语，当是未完成之作。全书所论，断自唐始，下迄明代。卷一通论，两《又编》历论唐诗人，末卷专论宋诗人。每条均立小标题。其中卷一各条，或于夹行，或在篇末，多有黄白石评语。
书中持论，多有针对性。认为明嘉靖、隆庆以前，谈诗者很轻视中、晚唐，度外置之，而明万历末年以来，又一味推服； 对待宋诗，前人尤薄之，至如近人则甚称许。“一则忽之过卑，一则尊之过盛”。故书中所论“略于初、盛，而详于中、晚”，于宋诗亦“特加评骘”。较注重思想内容，特引白居易之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故对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之论表示不满。以为“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遂推举元结、孟郊、韩愈、李绅等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篇为例，谓“真是《六经》鼓吹”。但也并不轻视艺术，主张“理与辞相辅而行，乃为善耳”。并举白居易 《哭孔戡》诸诗为例说，虽为“其生平所负”，但“终不谐于众口。此又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强调“作诗贵于用意，又必有味，斯佳。”认识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源泉，但还得通过生动的表现形式来表达，由鲜明的艺术形象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方能起到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理想效果。对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均有所批评，尤致力排击竟陵派。认为“钟谭细粹人，喜于幽寻暗摸”，因其“好奇之辟”，故解诗“安得不辟，辟则安得不错”！对于诗歌创作及其艺术表现，亦有较好的意见：“人各有能与不能，不宜强作以备体”，“咏物诗惟精切乃佳”，“诗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运用耳”，“诗之工拙，不专声调”，“对仗精工，诚为佳事，但作诗必先观大意，往往以争奇字句之间，意不得远，则亦不贵。”皆足参考。有关唐、宋诗人的评论，亦见精详，于了解和研究唐、宋诗人及其风格有一定的帮助。有清康熙间刊本、《清诗话续编》本。

载酒园诗话

诗话。清人贺裳撰。三卷。裳字黄公，丹阳（今属江苏）人。康熙初诸生。生卒年未详。著有《红牙词》，并有《史折》等历史著作。此编约十五万字，为清人诗话中之巨制。卷一论诗，四十一则，理论未成体系，而见解每多深。评杜甫诗注释之误、评“宋人作诗极多蠢拙，而论诗则过于苛细”等，均可服人。后二卷为“唐宋诗话”，以时代顺序评唐宋诗人二百二十三家。李白条谓“不读全唐诗，不见盛唐之妙；不遍读盛唐诸家，不见李、杜之妙”。推崇李白、杜甫，而又不轻易贬斥他人。吴乔《围炉诗话》自序谓此编：“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盲，读之则宋诗可不读。”此编系统评论唐宋两代主要诗人，有一定参考价值。有《清诗话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