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伎莫愁湖

男女之间与动物不同，不仅能建立欲的关系，而且也能建立情的关系。只有欲而没有情，是兽欲；只有情而没有欲，也不是一种健全的情。问题在于，男女在社会上生活，二者之间的情与欲不再是单纯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的形式表达出来。杜慎卿是一个情与欲都显得怪诞的人。
首先，杜慎卿怪诞的情欲表现在娶妾的态度上。季苇萧看到杜慎卿准备纳妾，便恭喜他，但他却愁着眉道： “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事怎的？”男女的结合，经过杜慎卿的解释，便变成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嗣续大计”。而就限于嗣续而言，能直接完成其任务的只是欲，未必需要情欲共同承担。季苇萧不解，问： “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先生怎反如此说？”但想不到，杜慎卿为了袒护自己怪诞的情欲反而作出更为荒唐的表白： “苇兄这话，可谓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 ‘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如此夸张的口吻未必就能说明他厌恶女人，但其严肃的神态却也有不易觉察的暗示，那就是他只与其妾承担嗣续之计，并没有“才子佳人，及时行乐”的心绪。
但尽管如此，在神乐观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他便匆匆忙忙“去看完了妾，下了插定，择三日内过门，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这种迫不及待的行为，说明他为嗣续之计是迫不及待的，那么能直接完成这一任务的欲就不能不是迫不及待的了。非常微妙又极其怪诞的欲经过社会形式的伪装，似乎无碍观瞻，但是，正是在这些公开的社会形式下，恰恰有一股兽欲在流动。
由于受怪诞情欲的支配，杜慎卿不可能只从妾那里得到他全部的满足，所以，河房娶妾的第二天，他又想起怪点子。他向季苇萧等人提议做一个胜会：“择一个日子，捡一个极大的地方，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来，一个人做一出戏。我和苇兄在傍边看着，记清了他们的身段、模样，做个记号，过几日评他个高下，出一个榜，把那色艺双绝的取在前列，贴在通衢。”如果没有骚动不宁的怪诞情欲，没有对女色变态的偏爱，就不会有连续观看一百几十个旦脚之身段、模样的渴望。 可见， 杜慎卿除了有对妾迫不及待的怪诞的欲望之外还有对女色迫不及待的怪诞情欲，只不过后者在社会形式中更便于伪装而已。
杜慎卿一再标榜他看重的是“色艺双绝”，但实际上他更为关注的显然是色而不是艺。他发起此事，就强调要记清戏子们的 “身段、模样”。赏伎那天，戏子们一到，杜慎卿就 “叫他们先吃了饭，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到活动正式开始，“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让戏子走过桥来，一路从回廊内转去，进东边的格子，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好细细看他们的袅娜形容”。天底下竟有如此欣赏法，把色与艺截然分开，而且，对戏子之色的欣赏竟在登场之前，而不是在演戏之中！ 不用说，戏子尚未入戏，是一个现实中的女子，而真正色艺双绝的戏子是不能脱离戏而独立存在的，她的色艺能达到双绝，必须以戏的美化功用为前提。杜慎卿脱离了戏而独立欣赏的只能是现实中的女色。显然，他的目的便是通过戏这种社会形式，模糊登场之前与登场之后的差别，从而把这些戏子的色艺分化开来，使女色纯然显示在他面前，直接满足他怪诞之情的需要。作品不惜词费，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地铺写杜慎卿对戏子们身段、模样的兴趣和关注，而对戏子们的表演则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
自从宋代程朱大肆提倡之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一直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枷锁。程朱理学把“理”抬高为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要求人们匍匐在它的脚下，以理节情，以理节欲，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感性生活。因此，封建士大夫中的 “浪子”们的思想解放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感性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常常以纵欲来对抗禁欲。表面上看来，杜慎卿迷恋酒色与那些“浪子”们颇为相似，其实则不然。“浪子”们与社会处于一种尖锐对立的矛盾关系之中，他们在各自的环境里是一串不和谐的音符。流连徘徊于红巾翠袖之间，正是他们不满现实的曲折反映。而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的声色犬马生活从而具有深刻的一面。杜慎卿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与融洽的，沉溺酒色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怪诞情欲而已。因此杜慎卿的文采风流犹如那些充满氢气的彩色气球，虽然不乏缤纷的色彩，但却轻飘飘的没有什么份量。
访友神乐观，娶妾秦淮河，赏伎莫愁湖，这是杜慎卿从出场到退场的生活三部曲。他的所做所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代表着封建主体文化的封建士大夫们生活上的无聊与荒谬，精神上的空虚与苍白，心理上的变态与畸形，体现出作家深广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