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
这只大观园里的凤凰，荣国府里的宁馨儿，打从一降到人世就众口百词，既众口难调却又众目昭彰。在贾府，上下尊卑对他的看法就难于划一；在当时，各色人等也对他誉毁交加；在现今，也还是见仁见智。二百多年来，人们对他不解之中有理解，理解之中又杂以误解。尽管从接受美学来看，可以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贾宝玉。然而这位贵介公子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就应该理解他，也可以理解他。
作为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概括性极高的艺术形象，贾宝玉无疑是一面历史的回音壁，他用整个感情体验着时代的冷暖，用整个灵魂感应着时代的脉搏，用整个言行谱写着时代的乐章。不过这个乐章里既有时代的强音，也有时代的杂音。他的性格是深深植根在时代的土壤里的，却也显示了时代无法限制的超前性。
为许多女子所爱，又爱着许多女子的贾宝玉，被世俗之见斥为“淫魔色鬼”似乎并不冤枉。然而需知他对女子的钟爱，是以“女清男浊”思想为基础的，这对以男子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冲击，是对几千年来奉行不悖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勇猛挑战。只不过这种挑战从未以理性形态表现出来，而是以感情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他对女性的尊重与体贴和对男子的鄙弃与厌恶。然而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却在纠正着他的单纯与偏颇。因为事实上蛾眉并不都“清”，须眉并不都“浊”。以性别来分清浊，显然会陷入理性的迷误。于是他便又以婚否来划分女子的等级，以官否来衡量男子的价值：未婚的女子是“无价珠宝”，初婚的女子是“死珠”，老婆子简直是“鱼眼睛”。为官的男子是“国贼禄鬼”，不为官的男子是奇士雅人。但问题又来了：薛宝钗与史湘云是未婚女子，却也学得沽名钓誉起来；北静王水溶官不算小了，却也受到他的敬重。所以他还有一条更高的标准，即说不说“混帐话”。贾宝玉在清浊观上作了个“三级跳”，越跳越高，越跳越远，终至于连孔老先生说过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的“圣训”也踢到一边去了。
细究起来，贾宝玉的清浊观与女儿观是相牴牾的。以清浊观看女儿，他发现了女儿一生三变；以女儿观看女儿，所有的女儿都受到他的青睐，连画上的美人他也要去体贴一番，死了的女儿也是女神。他认为女儿比阿弥陀佛和元始天尊还要尊贵，而前者则是大乘佛教的教主，后者则是道教中居于玉清仙境的尊神。可见他的女儿崇拜已经达到了拜女教的高度，有了女儿神永驻心中，其他任何神祗都不在话下了。这自然是疯话傻想，然而也有其合理内核，那就是对女儿的泛爱式痴情。这种痴情正是纯真无邪的爱怜同情与狎敬难分的混杂物，被警幻仙姑呼之为“意淫”，脂砚斋又将“意淫”解释为“体贴”。即是薛宝钗不说“混帐话”时他也同样百般体贴，足见他对女儿的同情是将思想分野排除在外的。对身居下层的女奴，他或关心备至，或百般回护，或市宠买笑，均无论亲疏，不讲条件。在那人情冷漠、女儿更受到百般歧视的封建社会里，他的对女儿的痴情，无疑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浇灌感情荒芜的金露玉液。
然而执着于泛爱式痴情的贾宝玉，却陷入了性爱争夺的纠葛。这真是天设地造的安排：大观园里除了贾宝玉以外，几乎全是貌美且才高的少女，而贾宝玉又偏是“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的“情痴情种”。这无异于在性爱饥渴的土壤里，飘洒了一片感情的沛然甘霖，其吮吸渗透之切之急是可想而知的。不要说贵族小姐如宝钗、黛玉、湘云，即是女奴如袭人、晴雯、麝月，哪一个不想当“宝二奶奶”和“宝二姨娘”？在这场性爱的争夺战里，宝二爷自然有他择偶的原则，但从泛爱角度来看，他却对她们表示了无条件的、均等的痴情。这就使大观园里的痴嗔爱憎总是以宝二爷为焦点，而宝二爷也总是甘愿将这些痴嗔爱憎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以弥合她们之间的纷争。但性爱的排他性和泛爱的普遍性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这又使宝二爷陷入了因纷争无法弥合而带来的无穷苦恼。所以他愈是对所有女子“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便愈是“爱博而心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今天得罪了这个，明天得罪了那个，“永远是一个陷身于女子重围中的孤独者，热闹环境中的寂寞人”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对世俗男性社会厌恶透了的宝二爷，想在女儿国中去寻求安慰与安宁，结果却成了个灵魂受难者。爱人者的苦恼，原是被爱者亲亲爱爱地赐与的。
贾宝玉的泛爱式痴情，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追求肉体刺激的滥情的强烈反拨，另一方面又是通向近代爱情的必由之路。当贾宝玉为许多女子所爱又爱着许多女子的时候，这种泛爱式痴情的思想光辉，只是与剥削阶级溢情相比较而存在的。而当贾宝玉的痴情一旦离开了泛爱领域，进入了性爱的天地，其剥削阶级的思想杂质就会日渐减少乃至被排除净尽，从而具有了近代性爱的一切特点。这是因为近代性爱与古代的夫妻之爱的区别，就在于近代性爱是以当事者双方的互尊互爱为前提的，是建立在双方志趣一致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而其感情也是最强烈、最真挚的。贾宝玉的泛爱式痴情，尽管与性爱的排他性发生了矛盾，但他那把女儿当人并同情尊重女儿的合理内核，却无疑是通向近代性爱的导线。只要他将感情的触角伸向性爱，便天然具备了互尊互爱这个近代性爱的前提。再加上他后来用说不说“混帐话”作为择偶的标准，宝黛爱情便一下子显出了无法衡量的重量，感情也日见真挚，以至于完全变成了两颗心灵的默契。这是明清以来急剧发展了的民主思想给爱情生活所灌注的新鲜血液与生气，它使传统的“郎才女貌”式的爱情显得那样黯然失色、惨淡无光。
然而宝黛爱情的近代性质愈明显，便愈是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愈是要受到社会意志的反对与扼杀。而且因为宝黛爱情是建立在对整个封建制度叛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也不可能用“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政治妥协去换取社会意志对爱情的认可。这个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深刻性，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先进知识分子在爱情上所受的痛苦和所作的挣扎。
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此，更为严重的是贾宝玉处在这深刻的矛盾中而不能自觉。他整日在爱河里畅游，却看不到潜流与暗礁，也不考虑怎样提防与躲避。对感情生活的过分追求，使他无暇也不能去作对现实的理性判断，以为大观园也会象太虚幻境一样，可以求爱得爱，以情换情。所以他越是毫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心迹，便越是暴露了自己不能自卫的弱点，越是引起了封建势力的警觉。即便是贾政的板子也未能使他清醒过来，反而更加相信贾母的溺爱是他的避风港，老祖宗是他的保护神。他连林黛玉那种时代的压抑感和沉重感也没有，一味沉浸在盲目乐观之中，等待着老太太来赐婚，作着从恋爱到结婚的黑甜梦。谁知正是在他依靠贾母的溺爱战胜贾政板子的空档里，王夫人的封建绳索却暗中向他套来。我们的宝二爷竟忘记了自己是本阶级的犹大，完全变成了毫无心计的“无肠公子”，只有到社会大悲剧与爱情大悲剧降临之日，才会被惊得瞠目结舌。
贾宝玉的泛爱式痴情，不仅通向了性爱，而且通向了博爱，形成了他的平等观。封建制度是用等级来维系的，离开了封建等级，封建社会便会土崩瓦解。所以封建统治阶级宁肯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让步，等级制度却绝不肯放弃。以诗礼传家的荣国府，对下人可算是“宽厚”的了，但等级却是何等的森严： 焦大是有体面的老仆了，骂了主子就被填了一嘴马粪。平儿在女奴中何等尊贵，然而在凤姐面前连坐的权利都没有。就是在主子中间，上下也是等级森严的，连没遮拦的贾宝玉，晨昏定省且不必说了，就是经过父亲门前也得下马。贾琏够厉害了，贾赦要打他也只有白挨。然而贾宝玉却偏要在这最不平等的地方讲平等。怡红院夜宴，他反对依次安席，主张无论尊卑长幼，只是围桌而坐，一个个吃得东倒西歪。平日也一味在脂粉队里胡缠，且“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按照封建家法，弟弟都怕哥哥，宝玉却不要人怕，在贾环面前也不摆兄长的款儿。他虽不反对纳妾，却主张妻妾之间也应该平等。他珍重贫贱之交，视柳湘莲、秦钟等人为知己。尽管他的平等意识所体现的范围很有限，可以说只是在他管辖的地盘里作些小改革。但对等级制度所产生的冲击力与破坏力却是不可低估的，大观园里后来所以会宅反家乱，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平等意识所产生的影响。
贾宝玉这种清浊观、女儿观、恋爱观、平等观、贫富观、妻妾观等等，其离经叛道的民主色彩是很浓的，不仅是古已有之的封建民主思想的继承，而且有了极大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新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在他的这些观念的深处，还遗存着浓重而又顽固的封建主义污垢与痕迹。他将女儿当神仙来崇敬，却又说尤三姐是“尤物”，直接促成了柳湘莲的悔婚。他厌恶贾琏之流的淫荡无耻，却又在大白天去调戏金钏，酿成了金钏的悲剧。他无微不至地体贴着丫头，脾气一发却照样踢了袭人一个窝心脚。他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侯门公府之家，却还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当柳湘莲骂东府只有一对石狮子干净时，他听了红了脸很不舒服。他对黛玉感情那么真挚，但却也有不严肃的一面，见一个，爱一个，连紫鹃也担心他“贪多嚼不烂”。他同情作妾的命运，却不反对纳妾。他这也反对，那也反对，唯独不敢反皇帝。他这也讲平等，那也讲平等，唯独不敢与父亲讲平等，对黛玉表心迹时就说： “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他对封建礼教那一套是怀疑与否定的，但一提起孔、孟，却又说是“圣贤”。由此可见，贾宝玉完全是在他的时代的五脏六腑里孕育出来的，全部的时代感情都在他的皮囊底下跳动着，历史的诗情往往又为历史的惰性所牵引。
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历史深刻性也就在这些矛盾中显示了出来，它说明在酝酿着巨变而未变的时代，过去、现在和未来怎样难解难分地胶着在一起，在一些本质上代表着新生的人物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巨大恢宏的、既明晰而又朦胧的精神世界。他既兴致勃勃地向往着未来，又不无惆怅地缅怀着过去；既憎恶现实的污秽，又不能从现实的污秽中自拔；既与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格格不入，又与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息息相通；既同情被统治阶级，又无力救助被统治阶级。总之，这是一个被时代的思潮震荡得脱离了旧的生活轨道，对现存秩序表示怀疑与否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无力推翻也无意推翻现存秩序、最终被社会抛出来的多余的人。面对着大观园里诸芳殆尽的现实，他的悲凉之感也与日俱增，然而却始终未能唤醒他的忧患意识，结果只能被徒然的感伤主义所代替，甚至以混世的态度来消磨光阴。他只有幻想，没有理想，只顾眼前，不虑后事，只图爱情，不通世务，只求遂心，不谙事理，将时代的灵魂和时代的分泌物都集中于一身。他的存在，归根结底是时代的情绪骚动不安的产物，说明在新的显示自己历史主动性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前，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先进人物，只能既暴露着社会的腐朽，又暴露着自己的无能。
时代在呼唤着文学的先觉，而文学又在呼唤着哲学的领悟。贾宝玉无疑是时代的先觉者，他用自己超乎常人的感性锐敏，在呼唤着对现实的理性解析，然而理性的解析却始终在他心中沉睡未醒。在感性范围内，他过早地表现了时代的理想，而理性的迟钝又把这种理想化为幻想。所以，他对现实的感性直觉始终象那位和尚一样又疯又傻，而他的理性知解却也象那位道人一样又颠又跛。正象任何天才人物都属于未来一样，贾宝玉也是属于未来的。等到文学唤醒了哲学，也就是说封建社会发展到被理性完全否定的阶段，贾宝玉才会显出他的深刻。然而在他那个时代，他只能以“似傻如狂”而出名。
贾宝玉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合点上，愤世和混世就是他跛足世界观的两根杠杆。在愤世时他看着未来，在混世时又面对着过去。当混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时候，大观园里的这只凤凰便一下子从命运的峰巅上跌落下来，象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安泰一样，失去了任何力量与依凭，掉进了感情失落的深渊。这时侯，不虑后事的贾宝玉只能有两种选择：死和出家。死当然也无不可，但神仙似的姐姐妹妹一个个都归位称神，谁再来掬一把眼泪去漂他的尸首到那幽僻的去处呢？况且内心深处的斑斑伤痕，早已给他准备好了一领精神上的百衲衣，再用袈裟去掩盖感情失落的痛苦，即便不是最佳选择，却也是只能如此的唯一选择了。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是他性格历史的合理延续，也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意志和他个人在这悲剧进程中所处的位置的天衣无缝的吻合。社会需要和尚这个多余的职业去掩盖罪恶，贾宝玉需要和尚这个多余的职业去舐内心的伤疤。贾宝玉那“跛足”的世界观最后终于坍塌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叛逆，也是他最后一次妥协。
贾宝玉
红楼梦鉴赏《 人物形象鉴赏 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正册 贾宝玉》
说到贾宝玉，不知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也许你会说，他不就是个多情的公子哥儿么，生活中我们就常把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男青年叫做贾宝玉。是的，这一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认为贾宝玉就仅仅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那又未免太片面了一点，或者说太小看和错看了他。
事实上，贾宝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丰富和复杂的一个人物。研究家们争论了二百多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的说，他是贵族阶级的公子哥儿；有的说，他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有的说，他是一个“新人”的艺术形象；还有的说，他是文学史上一种叫做“多余的人”的典型……意见的不一，一方面固然是各人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所造成的，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脂砚斋在评语中就感叹过，他实在摸不着、评不出宝玉(还有黛玉)“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何等人物”。他之所以摸不着、评不出，正是因为宝玉这个人物太复杂了的缘故。这里，我们也很难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形象，也不想对他作过于高深的评论，而只是对他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1. 荣国府中独一无二的骄子
贾宝玉生长在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封建贵族家庭。他有个大哥贾珠，已经去世，故在家中排行第二，被称作“宝二爷”。他出生时口内衔了一块晶莹的“通灵宝玉”，所以取名为宝玉。衔玉而生，这当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这块宝玉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它象征着宝玉聪明灵秀的天赋，也象征着他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的父亲贾政，是荣国府的主要统治者之一；姐姐元春，是皇帝的贵妃；母亲王夫人，是荣国府家政的主持者，她又只存宝玉一个亲生儿子；祖母贾母，是整个封建大家族的“老太君”，她更是把宝玉看作自己的“命根子”。贾宝玉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封建社会就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切： 娇妻美妾、金银财宝、丫环小厮……这可是为世俗社会所羡慕和追求的一切，这一切在一般人那里，即使是花数十倍的努力，也难以得到其一，而且大多数人命中注定与它无缘！可对贾宝玉来说，这一切是这样现成，毫不费力！贾宝玉的童年和少年真正是金色的——它黄澄澄，光灿灿，耀人眼目！
和荣国府中的其他主子相比，贾宝玉过着更为优裕悠闲的生活，他不必为任何事操心，而其他人则必须为他操劳。生活上“锦衣玉食”、“饫甘餍肥”之类的享受自不必说了，而且衣、食、住、行一应大小事情，如穿衣、睡觉、喝茶、梳洗等等，都有丫环奴仆精心侍候。他走到哪里，身后就有一大群丫头、老妈子、小厮跟到哪里。贾府的清客帮闲，一遇到他便如见了“菩萨哥儿”一般，莫不打躬作揖，奉承巴结。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也无不对他另眼相看，让他三分。贾母、王夫人等上上下下，都把他看作“凤凰”，张罗操劳，围着他转。而他稍有不顺心，便要大发“宝二爷”的威风和脾气。他可真说得上是荣国府里的“小皇帝”!
在荣国府，专门服侍这个“小皇帝”的丫环、婆子、小厮就多达三十五人。奶妈有李嬷嬷、张奶妈等四人，丫环有袭人、晴雯、麝月、碧痕、秋纹、茜雪、小红(后归凤姐名下)、五儿、四儿等大小丫头十九人，女仆有老宋妈，跟班有李贵，小厮有茗烟、墨雨、扫红、锄药等十人，这些还只是怡红院直接侍候宝玉的，其他间接为他效劳的加在一起更不知有多少！你想，一个孩子有三四十人整天整夜围着他转，这地位有多尊贵、多特殊！
宝玉这种特殊的骄子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到处有所表现。为秦可卿送葬时，荣、宁二府那么多男性主子，北静王水溶独特意要见宝玉一面，又是携手问年龄，又是极口赞凤雏，还送了圣上亲赐的鹡鸰香念珠为贺敬之礼；元春省亲时，家族中那么多“外男”，也只有宝玉一人被引见，并被“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平时，只要他稍有不顺心，便立刻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慌，被当作一桩严重的大事；而一旦真的发生了一点什么，更是闹得合府惊恐，鸡犬不宁。初见黛玉，他发狂病砸了玉，“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更是“急的搂了”他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另一次为和黛玉斗嘴砸了玉，也是惊动了贾母、王夫人，结果将袭人、紫鹃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了事。贾环使坏，用热蜡烛油烫了宝玉的脸，“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跳”，王夫人骂了赵姨娘不算，还担心明日贾母问怎么回答，虽然后来宝玉说是自己烫的，不与别人相干，还是如凤姐所预言的，“横竖有一场气生的”，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宝玉遭了魇魔法暗算，病得不省人事，贾母等更是忘餐废寝，觅死寻活，迁怒于众人：“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这会子逼死了，你们遂了心，我饶那一个！”并一叠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合家闹得天翻地覆，没个开交。透过小说这些艺术描写，我们不难看到宝玉在荣府的特殊地位： 他不仅有着荣、宁二府其他男性主子所没有的恩荣，而且其喜怒安危牵动着上上下下每一个人的心。
正是这样的特殊地位，养成了贾宝玉颐使气指、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习气。群顽闹书房时，他强迫金荣向秦钟赔不是，作了揖还不依，偏定要磕头；泡好的枫叶茶被李奶妈喝了，他暴躁地摔去手中的杯子，又跳起来要撵走奶妈和丫头茜雪；晴雯顶撞了他，他执意要把她赶出怡红院，直到周围的人跪下求情才罢休；下雨天袭人开门迟了些，他抬腿就是一脚，虽说不是有意要踢袭人，但那些小丫头子们就该踢？……类似这等“宝二爷”的脾气和威风，我们在小说中见到不少。它向我们展示了宝玉性格的一个侧面。
宝玉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富贵而有闲，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养尊处优。你看，他“饿了吃，困了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中充满了疏懒无聊的空闲，充满了脂红粉香、风花雪月的情调。贾宝玉曾写过四首《四时即事诗》，分别吟咏了大观园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和生活，所谓“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所谓“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它们正是贾宝玉贵族公子有闲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心绪情调的自然流露。书中还有一段描写，写他与远房侄儿贾芸的一次见面：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
这是一场多么无聊而又乏味的谈话！此时此刻的宝玉，正如薛宝钗形容他的，是一个标准的“富贵闲人”。别人富贵未必有闲，有闲未必富贵，独有他两者都占全了。在一般人眼里，他确实太舒服了，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因为凡是世上有的，甚至是没有的，他都有了。他还缺少什么呢？!
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位贵族公子荣华富贵的生活表层，对人物灵魂的深处作内在的、深入的观察时，就不难发现： 在这个看上去什么也不缺的贵族公子的身上，恰恰缺少了一件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自由。他被大观园的高墙关闭着，被一条无形的黄金锁链捆缚着；人人好像都在关心他，但其实人人都在妨碍他。请听一听他的呼声吧：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得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按，指秦钟)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难怪他偶然去了一次郊外，看到一架纺车，便惊喜得了不得，当作一件稀奇的珍宝；见了纺线的村姑二丫头，恨不得跟了她去。被禁锢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他是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啊！然而对他来讲，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不只是富贵限制了宝玉同外界特别是同普通人之间的联系，即使在大观园内，也时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威慑着他，过早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位荣国府中独一无二的骄子，只要一听到他父亲叫他，便“好似打了个焦雷”，再高的兴致顿时一落千丈，以致“脸上转了颜色”;如若见了他老子，更“象个避猫鼠儿”，躲之不迭。往常没有贾政在场，独听他“高谈阔论”;而如果贾政在席，“便惟有唯唯而已”。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是一声断喝，便是无情棍棒。在宝玉要住进大观园时，贾政曾特意喊他来嘱咐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嬉游，渐次疏懒，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
你看，大观园纵然再美，可对于宝玉来说，那不过是“禁管”他的一只精致而漂亮的笼子。笼子里的生活是舒服现成的，但里面的自由是有限的。对于生活在这样笼子里的“骄子”，不知你认为他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2. 平等对待女性的多情公子
说贾宝玉是一个多情公子，应该说是抓住了他性格的一个重要侧面。他见到每一个少女几乎都要滥施感情，无论是姐妹、丫环还是优伶，他都善于用自己的柔情和痴情去体贴，整天“姐姐”“妹妹”不离口，在姐妹丫环群中厮混。哪怕是刘姥姥信口胡编出的一个成了精的茗玉小姐，也惹得他“盘算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让小厮茗烟去先踏看明白，茗烟没找到，就骂他是“一个无用的杀才！这点事也干不来”，其多情和痴情一至于此。正是因为对少女的多情是宝玉性格相当突出的一个方面，以致我们明显地感到他的性格中总是缺少了一样什么东西—— 一种刚劲的男子气。
但宝玉作为一位多情公子，他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但把处于封建压迫之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而且提高到男性的地位之上。他对少女的爱悦、同情和一往情深，都建筑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宝玉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还说过：“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那个作为贾宝玉影子的甄宝玉，也同样有着一句名言：“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这些话乍听上去虽然有些孩子气，但细想实在很有道理。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驱赶着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功名利禄的诱惑和侵蚀，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身上都充满了浊臭；而女儿虽说也无法避免封建礼教的熏染，但她们相对男性要较少接触那个丑恶肮脏的社会，较少受到社会的污染，因而更多地保留了天真和纯洁。所以宝玉只希望和女儿们永远生活在一起，“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并且要趁女儿们在时，他先死了，让女儿们哭他的眼泪“流成大河”，把他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近于伤感的幻想，突出地表现了宝玉对于女儿的近于偏执的爱悦。他一反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奉行的是具有叛逆色彩的女尊男卑。
宝玉对自己的姐妹都很关心和尊重，无论是迎、探、惜等同姓姐妹，还是黛、钗、湘等表姐妹，他都以诚相待，关怀备至。探春是庶出，和宝玉是同父异母兄妹，宝玉平时可从来没有歧视过她，相反对这位“三妹妹”的志气才干，他非常敬重。探春写信给他建议成立诗社，他率先响应，“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迎春诨号“二木头”，是诸姐妹中最少灵气的，宝玉平时也是一样亲近。迎春出嫁要接出大观园，他“每日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说陪四个丫头过去，更又跌足自叹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黛、钗、湘诸表姐妹更不必说了，他每日“林妹妹”、“宝姐姐”不离口，“云妹妹”也时常挂在嘴边，软语温情，体贴入微，对她们的品貌才情，钦佩推重得了不得。他引黛玉为“知己”，称宝钗为“一字师”，喜湘云的豪爽，对她们打从心底里喜欢，但从没有轻薄亵渎的言行。小说第十九回写宝玉一天中午看到黛玉一个人在睡午觉，第二十一回写他一天天明看到湘云睡在那里，“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他不是上去将她唤醒，就是轻轻地替她把被盖上，决无不轨之心、苟且之念。这种对女性的真诚爱慕和尊重，使贾宝玉和那些浮浪子弟、好色之徒从根本上划清了界线。
贾宝玉对那些地位低贱的丫环婢女尤其倾注了同情，他“甘心为诸丫头充役”，乐意为她们“理妆”“换裙”，把能为她们服务效力看作是一种安慰和乐趣。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又是凤姐的心腹，宝玉平时因不能尽心，常为恨事。恰好一天平儿无故受气，宝玉又是代贾琏、凤姐赔不是，又是想到让她熨衣梳头，洗脸妆饰，“色色想的周到”，并为能“在平儿前稍尽片心”而“怡然自得”，同时又为她的不幸身世而伤感落泪。香菱也是个宝玉平时无法亲近的薄命姑娘，她的裙子被一群丫头吵闹污脏了，正在犯愁，又是宝玉为她解了忧，把袭人的一条给她换了，他为此“意外之意外的事”“喜欢非常”，因为他又为一个薄命女儿做了一件他想做的事。
至于怡红院里的丫头，他更是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切。他为袭人剥栗，给麝月篦头，让晴雯撕扇，替五儿瞒赃，代芳官鸣不平，这些虽是些小事，但都可见宝玉对她们的一片真情。他心目中的姐妹，就包括了这些奴隶地位的婢女。在袭人以自己就要回去为托词，对宝玉进行规劝时，说只要宝玉依了她两三件事，就是刀搁在她脖子上也不走了。这时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这里，不仅宝玉把袭人当作“好姐姐，好亲姐姐”，而且表达了要同她们永远生活厮守在一起的信念。
宝玉对女奴的尊重和同情，突出地表现在他同晴雯和金钏的关系上。金钏是王夫人的丫环，只因同宝玉说了几句取笑的话，便被王夫人照脸一巴掌，还要撵出去。金钏因不忍耻辱而投井自杀。宝玉听到这一消息，心中“五内摧伤”，“茫然不知何往”，“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事后他还记住金钏的死辰忌日，背着众人，遍体纯素，找了郊外一个冷清的地方，焚香祭祀，含泪施礼，完了心愿。晴雯是宝玉最喜欢的一个丫环，平素两人虽时有“磨牙”，但那是因为过于亲密而常有的“求全之毁，不虞之隙”。后来晴雯因“口角锋芒”，“风流灵巧招人怨”，被王夫人逐出了大观园，宝玉“心下恨不能一死”，他不明白： 晴雯究竟“犯了何等滔天大罪”!难道就因为“她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他知道她受不了这委屈，“连我知道他的性格，还时常冲撞了他。他这一下去，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知道还能见他一面两面不能了！”他死活央告一个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瞧瞧，一面为晴雯倒茶递水，一面流泪问她：“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并和晴雯互赠了值得永远珍藏的纪念物。回院后晚上梦中也叫着晴雯的名字，见着晴雯的影子，正如袭人所说的，“晴雯人虽去了，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的。”晴雯死后，他“一心凄楚”，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芙蓉女儿诔》。诔文倾注了宝玉真诚深挚的感情，它一方面将晴雯性格最光辉的地方作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同时以悲怆的笔调抒写了他俩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所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垅中，女儿命薄”;并对致晴雯于死地的坏人和坏制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读了这篇“洒泪泣血”写成的诔文，谁能不为晴雯的不幸和宝玉的深情而潸然泪下呢？!
宝玉作为一个多情的贵族公子，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当然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他过于滥施感情，有时有调笑之嫌，对丫头们有时也要发发“宝二爷”的威风和脾气，这些在今天都是不可取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对待女性是尊重的，他的爱悦是真诚的，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年青女性的(包括处于奴隶地位的)，这一切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宝玉思想性格中闪耀着民主主义光辉的部分。
3. 崭新的爱情理想，痛苦的执着追求
在宝玉丰富的感情世界中，爱情生活无疑占去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由于宝玉在封建大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他的“找对象”可就不像一般人那样简单，它不仅牵动了整个家族的每一个主要成员，而且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阴谋和机诈。
还在宝玉孩提时代，围绕他的爱情婚姻选择就有着两种说法，一叫“木石前盟”，一叫“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先天就有的神话传说，根据小说所写，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使其得以脱却草胎木质，修成个女体。而她因为未报对方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后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那绛珠仙子便也想一起下世为人，把自己一生所有的眼泪偿还与他。这神瑛侍者便是宝玉的前身，而黛玉则是绛珠仙子的转世。他俩的这段缘分，便是所谓“木石前盟”。“木”指黛玉，她本是草木脱胎；“石”指宝玉，是玉的本相。“金玉良缘”则是后天制造的神话，“玉”指衔玉而生的宝玉，“金”指带有金锁的宝钗，金锁上面也錾有两句吉利话，正好和通灵宝玉上的八个字是“一对儿”，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这便是所谓“金玉良缘”。“木石前盟”象征着建筑在思想性格一致基础上的叛逆者的爱情，“金玉良缘”则象征着建立在门第财产基础上的封建婚姻。宝玉对这两者的选择，通过了他梦中的喊骂表白得非常清楚：“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当然，宝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全部情感倾注于黛玉一人的。特别是当宝钗刚来到大观园时，他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摇摆在这两个爱情对象之间。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就把理想中的仙子想象为：“其鲜艳妩媚，有似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在他提笔续《南华经》时，更是表现了他处于多方面的爱情纠葛中所感到的苦恼。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描写，每当他看到宝钗时，往往不觉就“呆了”。这种情况聪明的黛玉看得很清楚，所以当宝玉在她面前起誓说“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时，当他郑重声明他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时，黛玉当即就回答说：“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果然，就在作了这样的爱情起誓之后才一分钟，他看着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难怪他当即被黛玉讥为“呆雁”，他实在难以抵御宝钗美的诱惑！有一次，他还和宝钗的丫环莺儿闲谈起：“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当莺儿回说“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时，他“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
真是，这种对姐姐和妹妹都难以割爱的情形，真不知要持续多久！
那么，后来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宝玉的爱情选择呢？
论门第，宝钗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出身，母兄俱在，声势显赫；而黛玉虽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但父母先后去世，又无兄弟，家道衰落，寄居于外祖母家。论美貌，宝钗、黛玉一如姣花，一如纤柳，一个妩媚，一个袅娜，各尽其美。论才情，黛玉虽有咏絮之才，而宝钗之才决不在黛玉之下，她的知识学问还要在黛玉之上。论脾气，宝钗“稳重和平”，“安分守常”，而黛玉则爱使“小性儿”，说话尖利，行动好恼人。论身体，则宝钗健康，黛玉多病，而且得的是当时可怕的不治之症——痨病！面对着这些条件，即使现代男性青年，多数怕也会毫不犹豫地挑选宝钗而放弃黛玉！
然而，这一切对宝玉来说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思想性格的是否一致： 宝钗平时专爱对他说些“仕途经济”、“举人进士”之类的“混账话”，这些“混账话”使宝玉非常反感，有一次他当面开销：“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 ”，“顿时羞的”宝钗“脸通红”。不仅如此，他后来还干脆骂了起来：“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与此相反，林黛玉却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把她引为唯一的“知己”。在这里，宝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富有异彩的崭新的爱情理想，这种爱情理想打破了历来那种“金榜题名”、“德言工貌”、“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而把爱情的意义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以内在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高度。这已是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观，它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且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正因为宝玉的爱情理想是崭新的，因此对它的追求必然是痛苦的，因为封建家庭和礼教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的；加之黛玉的多愁和多疑，更使这种追求充满了痛苦和煎熬。但宝玉的态度是坚定的，他的感情也是日趋专一的，因而尽管充满了痛苦，追求却始终是炽热而执著的。
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充满了风风雨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俩常常吵嘴闹别扭，有时还吵得非常利害。今天的青少年读者也许不理解，他们既然相互爱着，为什么又那样经常闹别扭呢？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他们那种家庭，爱情是不能正面直接表达出来的，而只能暗中用假情试探，这样就难保没有“口角之争”。第八回为宝玉接近宝钗，黛玉心中含酸，借机奚落了宝玉，那是宝黛之间第一次感情风波。之后，他俩的感情一直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第二十回写宝黛论心，各自为了各自的心，又闹了一场别扭。第二十九回写二玉心事，采用内心独白的方法，将宝黛互相爱慕时那种复杂细腻的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到第三十二回又写了宝黛诉腑，二人第一次互明心迹，彻底打开了心灵的窗扉，特别是宝玉错把袭人当成了黛玉所说的那些话，是那样坦露、恳切，这在那个时代已是他所能讲出的最大胆的话。因为在封建时代，像这样男女之间直诉衷肠，互吐心事，无疑为礼教家法所不容。至此，他对黛玉的感情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成熟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内含到外露、由隐蔽到公开的过程。到第三十四回宝玉赠帕，以及黛玉的帕上题诗，他俩在多次诉腑交心的基础上，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爱情信物，可以说宝黛的爱情至此正式确定了下来。对于宝玉来说，他多年痛苦而执著的追求，似乎有了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他急切而自信地等待着那幸福一天的到来。
然而，殊不知对于封建贵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宝玉在那时当然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当时认为只要以自己的心换得黛玉的心，一切痛苦便会变成美满。他没有看到甚至也没有想到在爱情的道路上会矗立着又高又厚的铁一般的封建闸门，这闸门就是“家世的利益”。
其实端倪早就有所显示。且不说“金玉之说”早就合府皆知，一次家常谈话，宝玉有心想“勾着贾母”赞美黛玉，不想反引贾母当众赞起宝钗来：“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王夫人也在旁证实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这是封建家长第一次明确流露出她们对于宝钗的好感，虽然话题的引起并不是为了宝玉择偶，但它无疑表明了日后封建家族统治者在钗、黛之间的选择。更有一次，宝玉误信了紫鹃的谎话，以为黛玉真的要回南方去，因而吓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省，当着众人暴露了他对黛玉的感情；贾母、王夫人当然心里清楚，但只是安慰他说：“林家的人都死绝了，再没有人来接她，你只管放心吧。”就是不提他俩的婚姻问题，以这个最有效的药方来彻底治疗她们的“命根子”。还有袭人在王夫人面前的“告密”，这件事给王夫人刺激之大、印象之深，对于日后宝玉的婚姻抉择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后，封建家族统治者出于维护“家世的利益”的考虑，终于使出了阴险诡秘的手段，采用“掉包计”杀死了黛玉这条年青的生命。
随着黛玉生命的结束，宝玉美好的爱情理想也一同归于幻灭，他的痛苦而执著的追求也走到了终点。他的生活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他对封建家族的种种眷恋被渐渐汰除干净，他终于选择了和家庭的最后决裂！
4. 对于封建正统的全面叛逆
在对待女性和爱情婚姻问题上，宝玉的叛逆性格已经得到了充分突出的展现。但宝玉的叛逆是全面的，它涉及作为当时统治思想的封建正统的各个方面。
宝玉对于封建正统的叛逆首先表现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大家一定还记得，宝玉有个“坏”毛病，就是“极恶读书”。其实他并不是厌恶读所有的书，有些书他非但不厌恶，而且读得非常起劲，例如《西厢记》，他称赞“真真这是好书”，看了“连饭也不想吃”。他厌恶的只是读孔、孟、程、朱的书，读儒家的书。小说不止一次写到宝玉这样的言行：“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大家知道，《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宋代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便成为封建时代童蒙入门课本和知识分子应考的必修课目。“明明德”语见《大学》首章，“明德”是指完美的道德，第一个“明”字是使动词，意为使完美的道德发扬光大。宝玉这些话的意思是认为《四书》还有点道理，而后来人的那些注释、发挥《四书》的书籍则都是混编出来的，因此他把它们都烧了。被宝玉指斥为“混编纂”而烧了的书当中，当然包括了被清代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著作。虽然他没有直接否定《四书》，但实际上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孟之道，特别是指向了明清时代盛行的程朱理学。
其次，宝玉对于封建正统的叛逆还表现在对仕途经济的厌恶上。宝玉生平最讨厌“仕途经济”，反对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凡读书上进的人，他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以此讽刺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的人。平时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一次贾雨村来，一定要见他，他“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史湘云劝他“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他听了马上给湘云难堪：“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薛宝钗也碰过类似的钉子。与达官贵人接交往来，每天穿了峨冠礼服出入上流社会，这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是值得垂涎三尺的事，但这些事却为宝玉所不齿。
宝玉“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却喜在丫头少女队里厮混，也喜与蒋玉菡、柳湘莲、秦钟等戏班演员和清寒子弟交朋友。这些也被封建家长视为“不长进”、“没出息”的表现，因为它会荒废学业，既于“仕途经济”无益，更妨碍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正途。其实宝玉正是因为厌恶走这条路，才专门在丫头群里混搅，与演员、清寒子弟为伍的。
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嘲笑是宝玉叛逆性格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大家阅读小说时也许会忽略过去，第三十六回有一段宝玉的精彩议论：“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辩解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却认为：“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这里，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最高封建道德信条进行了公开的嘲笑，认为这都是那些“须眉浊物”乱邀“忠烈之名”，沽名钓誉，所以他们的死“皆非正死”。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也许已不觉新鲜，但它出自二百多年前一个贵族青年之口，这需要多高的胆识和多大的勇气！
宝玉与封建正统思想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他和他父亲贾政之间的冲突上。贾政对儿子的要求无非是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继承家业；而其教育方法就是训斥打骂。他对宝玉读书的吩咐是：“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只许死背《四书》的父亲和生性喜“杂学旁收”的儿子必然要产生矛盾冲突，第一次正面冲突便发生在第十七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宝玉每到一处，都有他自己对问题的独特看法和意见，甚至忘了对父亲的惧怕，手舞足蹈，侃侃而谈，其才情和痴意与其父及众清客形成鲜明对照，也惹恼了贾政。
第二次更严重的冲突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这起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所谓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前者是指宝玉同忠顺亲王府戏班里做小旦的琪官(即蒋玉菡)相好，并且得到了他赠送的红汗巾子；琪官后在东郊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三五日不见回去，忠顺府长史官便“奉王命”雄赳赳打上门来，要宝玉说出其下落。此事使贾政“又惊又气”，担心祸及于己，因为“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现竟让宝玉“引逗”出来，这岂非“无法无天”?!后者是指金钏投井一事，此事虽由宝玉引起，但祸首是王夫人，是她要撵逐金钏出园，才使金钏含羞跳井身亡的。但此事到了同宝玉不和的赵姨娘和贾环嘴里，则成了宝玉“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往里头去，立刻打死！’”他先是让小厮们打，继之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到了王夫人出现，“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终至把宝玉打得“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政之所以会对宝玉下这样的毒手，就在于他预感到了宝玉这样发展下去，明日会“酿到他弑君杀父”的地步，因此“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
面对着封建家族统治者的淫威，宝玉是否害怕屈服了呢？就在他被打之后的当天，黛玉来看他，要他“从此可都改了罢”，他却回答了这样两句话：“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别看宝玉平时在女孩子面前温情脉脉的，在关键时刻，他还真有股子男子汉的不屈精神！被打时，他没有讨过饶，求过情；被打后，他又说出这样的话，毫无后悔之意。看来他已下决心一条路走到底，再不回头！
其实，在荣宁二府，像贾政这样真正的封建正统维护者也已经不多了，多的是贾敬、贾赦这样的昏庸腐朽之木，贾珍、贾琏这样的聚赌嫖娼之徒。这里发生的一切，不是对叛逆者的无情压制，就是对被压迫者的肆意凌辱。对于这样一个家庭，宝玉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5. 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黛玉和晴雯，这两位宝玉最钟情的女儿死了；其他姐妹也都先后死的死，走的走，风云流散了。对于只想和女儿们厮守一辈子的宝玉来说，他的心破碎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叛逆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正当这时，荣宁二府又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它加快了宝玉走上彻底反叛的道路。
早已入不敷出的荣国府，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更加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困境。农村的“旱涝不定”，给贾府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连贾母吃的红稻米粥也只能“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家里的开支是“鸡儿吃了过年粮”，东省的地亩，也“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在贾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同时，政治地位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 贵妃的夭逝，史家的衰败，王子腾的暴亡，大大削弱了贾府的社会关系；而贾赦、贾珍辈的胡作非为，又得罪了官场朋友，于是为御史参奏，被锦衣府“奉旨”“查抄”。这是紧接着抄检大观园这次“内抄”之后的“外抄”，是贾府最终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荣国府经济、政治地位的急剧衰落，给结婚之后的贾宝玉带来了更深的绝望。因为重整家业的重任，首先刻不容缓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不能不走他所深恶痛绝的“仕途经济”之路。而他身边的薛宝钗和花袭人，这时更是“名正言顺”地“规导”他走封建的人生道路。他外面看去昏昏沉沉，“三言倒忘两语”，其实内心变得更为冷漠和坚定。薛宝钗就敏锐地感到他“有意无意之间，别有一种冷静光景”。这“冷静”便是在目睹了大观园的女儿悲剧和家庭悲剧之后，所产生的对于人世的一种冷峻和漠视。它是觉醒的标志，决裂的前兆。
终于，在多种因素的催逼下，宝玉挣断了那条无形的黄金锁链，抛弃了为世俗社会所羡慕的一切，包括功名富贵、娇妻美妾，在王夫人和宝钗的哭声中，“仰面大笑”，决然而去。
宝玉出走了。他究竟去了哪里？小说最后一回写贾政在回家途中，正在船中写着家书，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宝玉未及一言，便被一僧一道夹住“飘然登岸而去”……这是暗示宝玉最后出家当了和尚，也就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脂砚斋所指出的“悬崖撒手，弃而为僧”。
宝玉最终选择的是一条遁入空门的路。除此之外，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出路呢？曾有研究者推断宝玉最后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这支队伍里还有当年宝玉的朋友柳湘莲等人，他们一起打进了北京。想象不能说不丰富，这样的结局也更突出了宝玉的“革命性”，但遗憾的是，这个宝玉已不是《红楼梦》里的宝玉了。也有研究者认为宝玉最后是流落街头，成了乞丐，如我们在电视连续剧里所看到的。这样的处理不能说没有道理，按照曹雪芹的原意，宝玉确曾一度穷困到“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地步，但同样可靠的是，曹雪芹原作最后也是写宝玉“弃而为僧”的。
其实，对于宝玉来说，除了出家，他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出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没有提供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何况他本就是一个受佛、道思想影响很深的青年公子，他在苦闷时曾不止一次到佛老门前寻求解脱。他写过《续〈庄子·胠箧〉》，作过《参禅偈》和《寄生草·解偈》，不止一次和黛玉及其他姐妹说过如对方死了他就去当“和尚”，这都说明他出家为僧是有思想基础的，是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的，也是小说有过暗示和伏笔的。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叛逆青年，他可以冲出封建贵族家庭的门槛，却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尽管宝玉选择的是一条遁入空门的消极的路，但他的这一选择同样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攻击，是他以青春、爱情和家庭为代价的对于封建制度的奋命一击。它告诉人们： 封建贵族家庭比冰冷的寺院生活还要难受，还要令人窒息，因此他才最终下定决心和这个家族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宝玉的出走和出家，不仅无情地宣告了贾府“重振祖业”希望的破灭，而且具有叛逆整个封建阶级的深刻意义。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剖析了宝玉这个人物。要而言之，这是一个思想性格内涵异常复杂和丰富的人物。他平等对待女性的可贵品德，他追求爱情理想的崇高心灵，以及他叛逆封建正统的勇敢精神，这些构成了宝玉思想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其中有一些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许多性格弱点和缺点的、不完美的人。他见着喜欢的少女就要滥施感情的泛爱色彩，他整天沉溺于“姐姐”“妹妹”的缠绵情调，以及他所烙有的贵族公子的种种顽劣品德，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就例如他的厌恶读书，在当时具有叛逆封建正统的意义，但若我们今天不加分析地模仿学样，就未必是明智的。脂砚斋评论得好： 宝玉这个人物，“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按，还有黛玉)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确实，我们今天纵写上千言万语，也很难准确地说出他究竟是何等人物。正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内涵的复杂人物，因此我们在具体分析这个人物时，切忌简单化、片面化，而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同时，也正是这种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我们仔细咀嚼、反复玩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起那些一览无余或因过分“鲜明”而缺乏回味的人物形象，贾宝玉无疑称得上是我国古代艺术画廊里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
产生贾宝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但贾宝玉的名字和形象将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里。
贾宝玉，这是一个属于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但又通向今天和未来的人物。
贾宝玉jiǎ bǎo yù
人名。贾政次子，王夫人生，书中主人公，在家族中属“玉”字辈。与林黛玉是姑表兄妹，与薛宝钗是姨表姊弟：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二·37)
贾宝玉
小说《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周围环境的腐朽、庸俗，精神上的窒息、苦闷，使他产生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强烈要求。他厌弃功名富贵，不愿循科举道路飞黄腾达，斥做官是“国贼禄蠹”、进取功名是“沽名钓誉”，姐姐晋封为贵妃也置若罔闻，而对一大群纯洁美好的少女却充满了爱怜。尤其是他不顾贾府上下各种势力的干涉，把对林黛玉的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纯洁爱情坚持到底，终因势单力薄，最后弃家出走当了和尚。这是一个贵族叛逆者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否定封建生活秩序、追求个性自由的热烈情绪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深重的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
贾宝玉Jia Baoyu
main male figur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