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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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用于建设、维持军事力量和进行战争的费用，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军费是一个国家国防开支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又将军费称为国防费。严格地说，军费与国防费在内容和范围上是有区别的。军费仅限于直接用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活动的经费，而国防费除了这笔费用外，还包括国防战备等经费。

军费是随著国家和军队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人人都是生产者，亦都是战士。在这种状况下，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军队，社会无需为其成员在作战期间的生活和装备负担任何费用。国家出现后就不同了。这时，军队士兵已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因而，他们的训练、作战费用，必须由国家供给。为此，国家便将一部分捐税通过财政分配给军队，作为军队训练和作战之费用，这便是军费。

在古埃及，到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17～前1251年)时，有现役士兵25万人，后备兵16万人，军队的武器和给养由国家供应。在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443～前429年)，仅重装骑兵在平时每年就花费40塔兰特(4万美元)，在战时则花费更多。

就一个具体国家来说，军费数量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主要有：
❶ 国际战略环境和形势。国际战略环境和形势是确定国防战略的前提，因而也是确定军费数量的依据。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战略环境和形势的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防任务也就不同，因而对军费的需求不同。
❷ 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军费是从国民收入经过再分配来的；渠道是国家财政，因而军费既受国民收入总量和其结构的制约，又要受国家财政收支的制约。
❸ 军事战略方针。军费规模与国家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有直接的联系。战后美国奉行所谓“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以及“星球大战计划”，必然要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❹ 国防任务和国防建设规模。这是决定军费数量的直接因素，包括军队的规模和消费水平、武器装备发展目标和更新速度、国防科技研究规模和水平、作战物资储备规模和结构。
❺ 物价水平。

随著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国军费的绝对额呈不断增大的趋势。

但由于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而使军费开支的国别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在1988年度，23个发达国家的军队共为1040万人，军费开支却占世界总额的76．7%；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共为1710万人，军费却只占23．3%。

在这一年度，发达国家军队的人均军费开支为5．7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军队的人均开支只有1．05万美元。

自军费产生以来，就引起军事家和社会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和研究。

在近代，最早从经济理论上考察军费问题的经济学家，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他在《赋税论》中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军费的含义、必要性及其来源等问题。

接著，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等著作中，在军费的性质和特点等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配第的军费思想，提出：“国防开支是国家的首要职责”，其特点是随著“社会状态不同以及进化时期不同，而大不相同。”(转引自《军事经济学说史》，1995年9月版，第137页。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在军费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他从生产资本利益出发，认为军费这种开支应当节省，并阐述了战争与和平时期如何通过征税筹措战费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到现代，凯恩斯集前经济思想家军费理论之大成，运用他创造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筹措军费的经验教训，提出一整套战费筹措方案，不仅可平抑战时过旺的需求，而且能缓解战后有效需求之不足。

战后，军费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怀内斯的军费经济理论。在他的《第三世界军费经济学》中，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世界军费的增长与控制、军费与公共开支的关系、军费的民用效应、军费开支的机会成本等方面，拓展了军费研究领域，使军费理论更系统化、更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