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

明末清初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明崇祯举人，后张献忠及清兵南下，曾在南明桂王永历朝任职，南明亡后，隐居湘西瑶寨，晚年在衡阳家乡古船山讲学，世称船山先生。死于康熙三十一年，终生未尝雉发，亦不仕清，以撰述终其身。著述多至百余种，300余卷，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共70种。王夫之关于史评的著述，主要即为《读通鉴论》和《宋论》。《读通鉴论》共30卷。其中秦1卷，西汉8卷，三国1卷，两晋4卷，南北朝4卷，隋1卷，唐8卷，五代3卷。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世系，分为若干篇。每篇择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于史事则略而不载，可与《资治通鉴》并读。该书不涉及史书体例及考订等，专门评论史事，为史评类著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叙论》4篇，阐述著书宗旨。该书的成就不在于保存史料，而在于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多有可取之处。如第6卷论史学的意义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叙论》中批判史学中的正统观点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认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掩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波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其论史亦颇有可取，如第1卷论李斯，说他“昌言不忌”，“畏死患失”;“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读李斯之言，知其为导谀劝淫之术也”，因此终遭杀身之祸。但法治本身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唯运用时，要加以掩饰“申商之言，何为至今而不绝邪？ 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无其心而用其术者，孔明也；用其实而讳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则李斯发之矣”。这一见解是较为通达的。书成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书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庆曾、董昌达用《船山遗书》本校刻本，附《宋论》15卷；1975年中华书局3册本和10册大字平装本。

读通鉴论

书名。明王夫之著，30卷，附叙论4篇。本书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朝政治得失。内分秦始皇、汉高帝、景帝、明帝、三国、晋惠帝、宋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康高祖、唐太宗、五代等目。

读通鉴论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30卷，810篇。为作者晚期的史论性著作。收入《船山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单行本。书中以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所载史实为线索，对秦至五代及宋元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问题作了广泛论述。在伦理思想方面则力主以民为本，反对“家天下”，提倡“公天下”。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晋》卷11)，因此应区别“一姓之兴亡”与“生民之生死”，“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敬帝》卷17)强调“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卷末《叙论》)天下之兴亡要以百姓利益为重，“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同上书）。指斥“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秦始皇》卷1)在君臣关系上，提出君臣“一体”，都应对“天下”负责。臣领取爵赏，是应得报酬，不必对君感私恩。“君爵之非私，下受之而勿惭”（卷四）。臣对君之“乱命”更不要盲从、愚忠，而只应服从合于“大公”原则的命令。同时认为义利关系是区别道德与不道德、华夏与夷狄、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标志。“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哀帝》，卷14)“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宣帝》，卷18)认为“义”有不同的内涵和层次。“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安帝》卷14)指出“通义”高于“大义”， “大义”高于“正义”，“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强调处理三者关系的原则为“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同上书）。书中较集中地反映了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评价历史人物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等差焉。”(《五代》卷二十九)指斥卖国求荣，或淫乱遭致亡国者皆“中华之败类，罪通于天矣。”(《怀帝》卷十二)将夷夏之辨置于君臣纲常之上，认为夷狄“非我族类”，若“逾防而为中夏之祸”，则应坚决抗击，“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文宗》卷二十六)，但把少数民族斥为夷狄、禽兽、非人等，具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因素。

读通鉴论

史论著作。三十卷。明末清初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崇祯举人。明亡隐居读书。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占衡阳时，投入抗清斗争。兵败后，投奔肇庆（今广东高要）参加南明桂王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介子。后遭人陷害，几乎被杀；不久赴桂林投靠瞿式耜。十七年，清军又攻陷桂林，南明政权江河日下，国事已不可为。王夫之遂决心隐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匿身辗转于湖南的郴、永、涟、邵等州，以著述终身。他的主要著作，大多在这期间整理完成。康熙十七年(1678)，原投清后叛乱的吴三桂，逼王夫之上“劝进表”拥其为帝。他坚决拒绝，再度逃往深山，始终以亡明遗臣自居。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一生著述颇多，达一百多种，后人辑为《船山遗书》。其中不少为历史评论之作，如《尚书引议》、《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春秋左传博议》等，皆属古代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则是对秦以后社会历史的系统分析和评论。
《读通鉴论》对秦汉以来的历史分卷予以评述。包括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三国史一卷，两晋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均根据《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又选择该时期的若干史实，加以评论。书中的评论远远超出了《资治通鉴》记事的范围，上联战国前的人和事，下联五代以后宋元明三朝史实。
此书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认识和评论，一是评论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他把历史的发展规律叫做“理”，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做“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地发展的，它的发展规律表现在它的趋势之中。他把这种“理势合一”的历史观贯串于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如他所说，秦始皇废分封制、行郡县制，是历史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郡县制能推行到全国，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符合了“理”的缘故。作者以大量的史实批驳所谓“三代盛世”的传统谬说。指出上古时代人类还处在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都还很落后，哪里有什么“盛世”可言？其次，王夫之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理论，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在他看来，一切制度和法令总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只有因时变法，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会兴盛。那些“循三代之制”的复古主义者，只会徒乱天下。王夫之在对具体史实进行评论时认为，皇朝的成败兴亡是与整个统治集团紧密联系的，“君暗相佞，天下有乱人而无奸雄，则乱必起，民受其毒，而国固可不亡；君暗相奸，有奸雄以芟夷乱人，而后国之亡也，不可复支。汉、唐之亡，皆奸相称政，而奸雄假名义以中立，伺天下之乱，不轻动而持其后，是以其亡决矣”。并指出亡国之轨迹有二：一是奸臣篡夺，一是少数民族内侵。前者如汉、唐，后者如晋、宋，而这种亡国之祸都是有根源的。王夫之反对秦以来愈演愈烈的君主极端专制。如论汉武帝，其废弃文、景时的宽政而严法制，是“丧邦之道”。论汉明帝，认为其失在“饰文崇法”，“尽法而无钦恤之心”。对于农民起义问题，王夫之则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由于他亲身经历明末农民起义，深感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虽对农民起义抱不合作态度，但对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还是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指出“赋敛无度”，“迫民于死地，民乃视之如仇雠”。他还肯定农民起义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史学论著的代表作，同时它又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史论名著。书中颇多卓见，为后世学者所称道。在清末的反清斗争中，还被作为反封建专制和倡导民族主义的思想武器，发挥过重要作用。
王夫之生前未刊行。道光二十年(1840)由七世孙世全刊印了《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十八种。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据《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曾刻本、浏阳刘氏补刻本等，并依据王夫之手稿参订综合排印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都据《船山遗书》本排印。1975年中华书局用南京刊刻的《船山遗书》本为底本，根据衡阳刘氏、邵阳曾氏的两抄本所写的校记作了校补后排印出版。

读通鉴论

书名。明末清初王夫之撰。三十卷。对《资治通鉴》所载秦汉以来历史分卷予以评述，每卷又分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述，史实皆略而不载。作者在评论中阐述其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倾向，对后世影响甚大。

读通鉴论

三十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 明崇桢举人， 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王夫之在衡山举兵抗清，战败后退到广东肇庆，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行人。后又到桂林投奔瞿式耜，在式耜遇难后隐遁深山，刻苦研究四十年。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宋五子为堂奥，尤神契张载的学说。所著《船山全集》 共三百二十四卷。《读通鉴论》取《通鉴》中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原始要终，通贯晓析，邪正心迹，皆罗罗指掌。但书中不免亦有空言苛论之处，大概是作者生于明末，见人才败坏，宗社颠覆，所以寄悲愤而发此论，读书者当心知其意也。此书见船山遗书本。

读通鉴论

书名。明末清初王夫之撰。30卷。王氏以为史之可贵，在于述以往为来者师，于史书寻求“经世之大略”，故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而作此书，成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书中所论，秦史1卷，两汉史8卷，三国史1卷，两晋史4卷，南北朝史4卷，隋史1卷，唐史8卷，五代史3卷。按《通鉴》所列帝王世系，每卷又分若干篇；每篇则选历史事件与人物若干进行分析和评论，探索历史事变的规律，多少指示了一些历史运动的辩证法，从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史论。卷末附《叙论》 四篇，阐明著书旨意。《读通鉴论》为王夫之史论之代表作，多有卓见。如阐释历代法制沿革，反对“泥古过高而非薄方今”； 评论历史人物，反对褒贬失当，主张 “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 和“通古今而计之”。对后来思想界颇有影响。又以反清立场，强调 “夷夏” 之别，故清廷恶之，摒其书于《四库全书》之外，有《船山遗书》本、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