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略说

清末研论先秦诸子的重要论著。亦名《论诸子学》。清末章炳麟(生平见《訄书》条)著。
《诸子学略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氏在东京为国学讲习会所编的讲义，同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二十、第二十一期，是年底，与《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合为单行本出版。
《诸子学略说》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起源、发展和分化过程逐一进行了考察，提出“诸子出于五官”说，认为各种学派的起源与职业分工有关；并把中国学术分为“客观之学”和“主观之学”。“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其学惟是客观之学”，而诸子“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作者较高地评价诸子的“主观之学”，认为“其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证，不稍假借而已”。主张探索“义理”，反对“定一尊于孔子”的文化专制主义。
《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学派“汗漫”，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批评孔子的政治思想，认为孔子和“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是“湛心荣利”、“热中竞进”的当官迷。认为“孔子之教，唯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是“无可无不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哗众取宠”的两面派。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的道德理想也是“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是个大伪君子。作者还提出“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证议止于函胡之地”，指出“儒术之害，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导致宋代以来的儒者大多只讲变通，而没有原则主张。但也承认儒家之祖孔子的“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绝千古”。
《诸子学略说》认为道家先于儒家。说“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并以生物进化论来附会道家学说，认为循从自然是“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并分析了老子和庄子的异同，认为两人均主张“绝圣弃知”、“无为而治”，但庄子之学主要是讲“内圣”的心灵哲学，“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
《诸子学略说》肯定墨家的“非命说”。“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但也看到“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是“自相刺缪”、自相矛盾的。作者肯定了墨家的道德躬行，认为墨家能苦身劳形、以忧天下，“其道德则非孔子所敢窥视”；推崇荀况，尊其为“先师”，认为荀子反对儒家复古，主张法治。“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非）、李（斯）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作者赞同荀况“名以稽实”的观点，认为逻辑推理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并宣传了荀况之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指出了汉以后儒法合流的趋势，说：“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现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选集》和《章太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