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及其诗人们》

岡村繁撰，初载《中国诗人论》(岡村繁教授退官纪念论集，1986年10月，汲古书院)。论文试图重新理清《诗经》的编纂过程，大体把握《诗经》的文学本质以及诗人们的创作意识。论者对目加田诚提出的“《大雅》可以说恰是周诗精髓”(《诗经》，目加田诚著，1943，日本评论社刊)的看法，认为《大雅》主流诸篇，都是忧国的作品，写的都是应当固守周室颁下的天命，希望当今君臣振奋开国精神，天子复兴与天命相符的王德，重臣藩屏诚心辅翼周室。而且《大雅》这些诗篇，包括其它若干《大雅》诗篇，恐怕是从西周中后期东周初期周王室卓越的宫廷诗人们先后创作的，是在缙绅显贵列坐之中，伴着壮丽多彩的宫廷音乐而歌唱的辉煌的宫廷文艺。论者认为以前研究《诗经》，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多被前半部分丰富多彩、饶有兴味的十五《国风》所吸引。但是，《国风》是过于片断、过于多元的，将这样片断、多元的《国风》编入《诗经》，至少在探讨《诗经》编纂过程的过程的时候，将其作为出发点便会堕入五里雾中。因而，论者宁愿注目于堪称《诗经》精髓的《大雅》各篇。论者接着对《诗经·国风》提出若干疑问点，又考察了见于《左传》的引诗、赋诗的具体情况，指出春秋时代《诗经》各篇已不仅是个人的知识，而是超越个人、超越国境、广为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全体普遍熟悉的诗集，是共有的文化资产。在对《国风》排列作了考察之后，论者提出，二南、二卫的《国风》诗篇，决不是在各诸侯国杂乱无章流行的民间歌谣本身，而非常可能与《小雅》、《大雅》、《周颂》诸篇一样，是直接由周室宫廷流向到各诸侯国的。论者进而推论说，二南与卫诗都是周室为充实宫廷歌曲而将其包摄于《雅》、《颂》之中的。论者的结论是：《诗经》三○五篇可以大体分为以周室为中心的部分和以鲁国为中心这样两部分，即所谓周室中心部分，是以周室原来的《大雅》、《小雅》、《周颂》的宫廷歌曲为中心，再加上周召二南和卫国的诗篇，可以说是在广义上的雅颂歌曲，而鲁国中心部分则是出于春秋后期内政、外交的需要，鲁国宫廷重新编纂的《王风》以下十国风，而且这两大部分，是在鲁国统一编起来的，并开始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把二南三卫诗篇放在《国风》前头。这样，春秋后期《诗经》原形便大体形成。通过《诗经》编纂过程的探讨，论者认为《诗经》三○五篇，雅、颂自不待言，连二南、三卫的诗篇，进以《王风》以下十国风，其性质必须说在原则上全部是宫廷文学、贵族文学。在《诗经》中，《国风》、《小雅》的诗篇中，多少有些是以当时民间歌谣为素材的，但即使是这些诗篇，毕竟是符合宫廷诗人的好尚而选择进来，并改作或改编而使适合于贵族们鉴赏的。在这种意义上，《诗经》诗篇的创作者，主要是周室、列国的宫廷诗人们。《诗经》的本质，是宫廷贵族文学。最后论者说，如此重新把握《诗经》全书的文学本质，《诗经》始能与两周各地高度发达的大小工艺遗产同其呼吸，从而在从《楚辞》向诗赋发展的中世贵族文学潮流中，有力地荡桨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