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

吉川幸次郎撰。此文为1961年筑摩书房《世界文学大系》中的《中国古典诗集》的解说，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三卷。著者将《诗经》与《楚辞》看作文学价值尚未确立、地位尚未确立时代的两大作品。在谈到《诗经》时，著者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集，而且作为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远东最古老的诗集流传至今，它可以说在其发端显示了中国后来的诗歌、甚尔远东以后诗歌一个渊远流长的方向。《诗经》中其内容多为瞬间性的抒情诗，这是以后中国诗歌以抒情诗为主流持续发展的发端。日本的诗歌，也处于这样的方向中，进而可以说，它也是现代日本小说往往是“个人小说”的发端。另外，其抒情是由日常事件事物引起的，是以后中国诗歌常常是“日常的文学”持续发展的发端，进而也是日本诗歌，徘歌俳句之类力主日常文学持续发展的祖先。尽管两者抒情方向十分不同，但《古今集》序言以之作为自己依据的态度，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著者认为《诗经》的显著特点，首先是对政治的关心，对为政者的批判。《诗经》的这一方面，当后代诗歌过于流于游戏、唯美的时候，便被人们作为是正的标准加以回顾。其次，在这部古典中同时存在着与以上相矛盾的、多有恋爱诗的方向，这个方向在后代诗歌时而陷于过于批判性、过于枯燥时，便作为是正标准而被人们加以回顾。第三，这是以前还未太指出的，在这部古典中，有与后代诗歌，至少与汉代、六朝诗不同的方向，即对人的自信的强烈性。在汉代、六朝诗里多见的认为人是在超越个人努力的命运支配之下微小存在的态度，在这部古典中毋宁说是微弱的，而常常期待着由人的努力而善意得以恢复。在谈到《楚辞》时，著者认为《楚辞》给人强烈印象的那种精神膨胀，超越比喻的界限而变为幻想，在天上徘徊。在表现方面，比《诗经》更强烈多彩，这是因为构成其内容的感情，比《诗经》更为强烈，即《诗经》各篇，都是不知名的平凡男女在日常环境中构思的，而屈原是有强烈个性的知识分子，《楚辞》是他将对特异环境的反抗喷发出来的作品。楚王及其政府不采纳他的主张，在《离骚》与其它诗篇中，他反复抒发的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愤怒，他咏唱着谁也不理解这一点。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是《楚辞》的文学主题，“世溷浊莫余知”这一诗句反复出现。而且诗歌时常陷入怀疑，陷入绝望，是与《诗经》的诗篇相比格外深刻的怀疑与绝望。不仅如此，超越这种怀疑与绝望的、不断有力呐喊的自己的主张，使人感到对恢复善意的期待还是强烈的。这是一种不屈服于命运支配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它属于与《诗经》相同的先秦文学。这种精神主张，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精神的主张。同时，更大的特点，它具有为政治而作这样一种框架，因而它仍是对政治关心炽烈时代的文学。著者进一步指出，拯救人们不是依赖神灵，而只要依靠人本身便是可能的，这是中国精神的基础，中国文明从一开始，便是以这样的方向为主流而发生的，至少由现存的文献应该这样看。神话很早便消失了，圣人概念的建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万能的“道德者”圣人，便是在地上的人们中找到的神灵。这一概念，很早便见于《论语》、《孟子》。而由人拯救人们的方法，必须考虑到贤明政治。对政治的强烈关心便产生于此。进而既然人们的拯救者就是人，便不得不产生出对人善意能力的不倦期待，而作为拯救者期待着的人大多数是凡人，对凡人一举一动的注视正产生于此。文学的感动也由此寻求题材。在文明之初，强烈地将其显示出来的，便是《诗经》的文学、《楚辞》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