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式

唐诗僧皎然作。五卷。又有一卷本，不全。以论诗歌风格为主，“高”、“逸”、“贞”、“忠”、“节”、“志”、“气”等十九字概括诗的境界或风格。崇尚高逸，要求诗歌做到“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强调诗人要“真于情性”，而情必须借助于“天地秋色”之“景”来得到表现。并提出“境象”说，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反对拘泥于声律。要求诗人“深入声对”而“用律不滞”；反对造作，提倡自然；提出“复变”论，要求“复”中有“变”，“变”中有“复”；强调要“用事不直”，而以“不用事为第一”。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所论偏重于形式技巧，理论不严密、不成熟，且语多玄虚，概念含混，是其明显缺陷。《诗式》中的理论、观点对后代司空图、严羽诗论产生一定影响。清何文焕辑其文于《历代诗话》中，有中华书局1981年刊本。又有杜鹰《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诗式

诗论著作。唐释皎然撰。皎然(720—800?)俗姓谢，字清昼（一作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谢灵运十世孙。天宝后期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久居吴兴杼山妙喜寺。诵习佛典之馀，又博涉经史诸子。文章清丽，尤擅吟咏，时号“江东名僧”。有《杼山集》。《诗式》一书泛论诗歌法式，有一卷本和五卷本。前者为简写本；后者据其序言，系湖州长史李洪在吴生协助下点窜而成，亦非原貌。《文镜秘府论》、《吟窗杂录》等书征引、辑录之《诗议》、《诗评》(或作《评论》)及《诗式》，均有不见于五卷本之内容。虽题名不同，但这些内容可能就包含于《诗式》之中。《诗式》受钟嵘《诗品》影响颇大。就结构而言，《诗品》序有三章，分置各卷之首，五卷本《诗式》序亦有三段，分列于卷首、卷一和卷五前，卷一之序还标有“中序”二字。《诗式》的美学理想是追求“自然”、“天真”、“性情”，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此乃承《诗品》“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之意。钟嵘反对四声八病之拘忌，《诗式·明四声》亦指出：“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可见，尽管皎然对钟嵘偶有非议，但受其影响之迹是显而易见的。《诗式》为较有系统的诗论专著。卷一总述诗法及诗论，其后以汉代至中唐的“名篇丽句”按“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有事无事”、“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等分列五格，并以“十九字”作诗体分类，对一些诗句予以评论。其中有不少精到见解。如“取境”，强调构思的艰苦，“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这些论述在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环节。而其取境理论，从创作上来看，显然是以谢灵运诗为总结对象的。又如论诗味，主张“情在言外”，“旨冥句中”，谓“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则与六朝的“隐秀”论有渊源关系，而在表达上更为明晰全面。再如论风格，有“辨体一十九字”，其中有偏于思想品德者，如高、逸、忠、节、志、气、德、诚、闲、达、悲、怨等，有偏于艺术表现者，如情、思、意、力等，有偏于诗境描摹者，如静、远等。此外，如“诗有二要”、“诗有二废”、“诗有四离”、“诗有六迷”等条，亦颇具艺术辩证法。《诗式》对后世影响颇大，其写作格式，如“诗有四不”等，奠定了晚唐五代诗格的基本模式。其理论影响如论“势”，晚唐诗格著作所列“势”名有直接取于此书者；论“十九体”，晚唐诗格著作亦有拟之者；而论“作用”，则至宋代形成“体用”说。就审美思想的发展而言，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都是对皎然诗论的继承和发展。可见此书在中国诗论史上之重要地位。此书一卷本，有《说郛》、《历代诗话》本；五卷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今人整理者，有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1984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版)、李壮鹰《诗式校注》(1986年齐鲁书社版)等。

诗式

唐皎然著。它以探求诗歌的艺术标准为务，标举论诗宗旨，也品评具体作家作品，但精华部分在理论。他认为诗的最高标准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有“文外之旨”，他认为只有谢灵运的诗达到了这个标准，又用具体作品说明谢诗“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指出了“取象”“取义”“取境”问题，并用《诗经》、陶潜、鲍照、陆机的诗进行阐述，又用谢灵运、曹植等人的诗讨论了诗中用典问题，他反对沈约的“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在品评作家作品时，他还推崇古诗十九首与邺中七子中的曹植刘桢，认为“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一流也”，他认为五言诗“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并指出“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诸作为傅毅蔡邕之作。《诗式》用格言警句写就，文字简约，阐理含而未申，又追慕玄妙，开以禅论诗先声。

诗式

诗式

诗论。唐释皎然撰。五卷。皎然有《昼上人集》已著录。此编第一卷总论诗歌原理及五格之第一格。二卷以下卷各一格，分论五格之后四格。作者分诗为五格，以评高下。五格为：“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各摘录汉至中唐诗人名篇丽句以为例。又主“辨体有一十九字”，论诗之风格。其中贞、忠、节之类属于诗歌思想内容，高、逸、气、情、思、闲、达、力、静、远等，属于诗歌艺术特点。其论诗歌原理最为精要。此编从理论上对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抒情写景见长的诗派进行总结，直接影响到司空图及严羽的诗歌理论。有《一万卷藏书楼丛书》（二编）本。其他本多作“一卷”。

《诗式》shishi

诗论专著。撰者唐代诗僧皎然，生卒年不详，本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谢灵运十世孙。主要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与当时士大夫颜真卿、韦应物等唱和，时号“江东名僧”。《诗式》即诗的法则。全书标举论诗宗旨，也品评具体作品。品评的等第，即以书中所标举的五种诗格作准则。全书精华在于理论，接触到诗歌的风格、意境、内容形式的关系、复古与通变等问题。书中将诗歌的基本因素情和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又认为“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为古典诗论中阐释意境之开端，最后发展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书中提出要“假象见意”、“情在言外”、“旨冥句中”，提倡情文并茂，意境双融，此种艺术旨趣对后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王士禛的“神韵”理论有所影响。
皎然论诗著作相传还有《诗议》、《诗评》。《诗评》有多处与《诗式》内容相重复，或疑为后人所编。
《诗式》流传有1卷本与5卷本两种。《唐宋丛书》、《学海类编》、《历代诗话》所收，都只有1卷。清末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为5卷足本。《诗议》、《诗评》有《诗学指南》本。

诗式

理论批评专著。五卷。唐僧人皎然撰。皎然(720—800?)，俗姓谢，字清昼，一说名昼。湖州（今浙江长兴）人。自称为谢灵运十世孙。早年出家为僧，于潜心佛典之余，留意篇什，雅好吟咏，与当时文人墨客过从甚密，作诗唱和，自称“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情性”(《寄权从事德舆书》)。其诗清逸闲淡，兼有意境情趣，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评之为“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一生著述甚丰，有《杼山集》十卷、《释儒交游传》、《内典类聚》共四十卷等。
《诗式》作于贞元五年(789)，《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亦大量采录，虽非原书本来面目，而基本风貌都得到保存。除第一卷总论诗歌创作的种种问题外，其余四卷分别论用事的各种方法及其优劣高下，并分别摘引前人诗句近五百条以为例证。
皎然作为皈依空门、万缘了断的僧人，作诗论诗均无直接的功名动机，故主张抒写真情实感，所谓“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重性情而尚自然，显然受《文心雕龙》所谓“自然之道”、《诗品》所谓“自然英旨”的影响。如卷一论对偶乃“天地自然之数”，但“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自然之数”，与《文心雕龙·丽辞》篇“造物赋形，支体必双”及“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之说用意全同。再如《诗品》从“自然英旨”出发而反对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说，《诗式》亦谓“沈休文（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卷一《明四声》)；《诗品》认为“至于吟咏情性（指作诗），亦何贵于用事”，《诗式》亦以“不用事”为“第一格”。但皎然论诗颇为辩证，而力避偏失。如他虽不满于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论过为繁琐，却又并不废声律，认为“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卷一《明作用》)，即合理而科学的声律规定，只要熟练掌握，并不妨碍诗人情志的抒发与艺术技巧的发挥。再如他虽以不用事为第一高格，却也并不一概否定用事，而以大量篇幅对用事的种种情况与利弊作了探讨。再如卷一《诗有六不》谓“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诗有六至》谓“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等等，皆从正反、得失、过与不及两个方面着眼，虽有“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之嫌，在精神实质上却颇合艺术创作的辩证法。总之，重抒情而尚自然，可谓皎然论诗的核心观念，其他大抵由此生发。当然由于他的佛徒身份，其抒情往往皆为恬淡无争之情，而与慷慨、风力之豪情相乖违，“自然”也显有佛、道思想的印记。
皎然论抒情，又颇主含蓄隽永、蕴藉风流之情，所谓“两重意己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卷一《重意诗例》)。在具体阐发中，又例举了所谓“一重意”、“二重意”、“三重意”、“四重意”的前人诗句，虽不免牵强附会，有强作解事之嫌，但要求于具体形象之外含深长的美感韵味，则用意可取。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论，虽承刘勰“文外曲旨”、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而来，却又受当时三教并重的影响，即儒家的“比兴”之说、道家的“得意忘象”之说、释家的“不立文字”之说。皎然对此，亦有明言。
卷五论“复古通变”，亦有灼见。复与变、古与今是历代都要遇到并引起论争的问题。皎然认为“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对复古与通变的界定，较为得当。从他以为“复忌太过”而变“不忌太过”之语可见，他是更重“变”的。唐代诗学，主复与主变两条路线从开国至灭亡，贯穿始终，阵容与线索十分分明。皎然《诗式》虽也提及“风雅”、“诗教”，但其实不过是口实而已，骨子里显为不断探讨新的艺术规律的变古派。
《诗式》中灼见胜论尚多，不能一一例举。总起来看，其中虽也有繁琐牵强及体系不严之弊，并遭后人“画地为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之讥(王夫之《薑斋诗话》)，但在唐代大量讲“诗格”、“诗式”之类以应科举的“免园册子”之中，可谓鹤立鸡群，允为上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在历数此类格式之作后说：“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可谓确论。
曾收录于《吟窗杂录》、《格致丛书》、《历代诗话》、《学海类编》等多种丛书。近有李壮鹰《诗式校注》整理校勘并详加注释，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