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

诗论。东汉卫宏作。或谓春秋子夏（卜商）作，又谓孔子作，迄无定论。原系《诗毛氏传》国风首篇《关雎》题下序言，旧说称开头两句为“小序” 自“风，风也”至末为“大序”。序中指出诗歌言志抒情特征、诗与音乐舞蹈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提出“风、赋、比、兴、雅、颂”著名“六义”，归纳出“比兴说”和“美刺说”。是先秦儒家诗论总结性文字，对后世诗歌创作及批评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此文见《毛诗正义》，有中华书局1957年本。又收入《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本。

诗大序

诗论著作。又称《毛诗序》。汉代解释《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诗》为古文经学，另外三家为今文经学。后来三家诗亡佚，仅能从后人的辑佚中略窥其旨。毛诗经东汉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疏，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序》是对《诗经》各篇旨意的解释。《毛诗》在首篇《关雎》前有一段总论，世称《诗大序》，其下各篇的序为《诗小序》，合称《诗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自汉迄宋，粗略统计大约有二十馀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一说为子夏所作，见郑玄《郑志》。一般认为，《诗序》的撰写从先秦延续至汉，非成于一人一时。它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诗大序》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其诗学观点，主要有：一、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既缘情又言志，二者是统一的。在先秦典籍中，“诗言志”是一个普遍的提法，春秋时亦颇重“赋诗言志”，但诗歌要打动人，则这个“志”又必须饱含着“情”。《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显然是更为周全的表达。唐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即在《诗大序》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二、强调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结合《诗小序》，可以看出作者是藉此以明诗教，因而特别注重诗的教化和“风”、“刺”作用。在此基础上，《诗大序》还进而提出诗歌的个性和社会性问题：“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疏云：“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因此，中国诗歌中也强调作诗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诗大序》乃是这种思想的发端。三、强调诗歌与政治、时代的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诗大序》继承了《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揭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诗歌创作紧密相关的原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提出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正是对《诗大序》的进一步发挥阐述。四、就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提出了“六义”说。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来的。其中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手法。“六义”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赋、比、兴”，乃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手法和基本特色，后人论述尤多。朱熹在《诗集传》中曾阐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这三种写作方法(特别是比、兴二法)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比兴的概念也处于不断丰富之中，成为诗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总之，《诗大序》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诗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有《十三经注疏》本。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曾加以选辑，并有详细注释。

诗大序

又称《毛诗序》，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约成于汉代，作者不详，主要说法有三：(1)子夏作；(2)卫宏作；(3)子夏作、毛公、卫宏加以润色。近代学者多认为是卫宏作。汉儒传《诗》，原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赵人毛苌）四家，后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独盛，其他三家均消亡。毛诗在每首诗的前面都有一篇序文说明写作背景和诗义，叫“诗序”，大都很短，独首篇《关雎》下有一篇纲领性的文字，较全面地阐述了诗的性质、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世称“诗大序”，是先秦儒家诗论的集大成。《诗大序》阐述了诗歌抒情言志的性质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它兼取《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和《乐记》的“乐本情”的观点，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全面概括了诗歌言志抒情的艺术特征，并且在论述诗的言志抒情之特征时，《诗大序》还阐述了诗乐舞三者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紧密相联的关系。《诗大序》论述了诗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诗乐的“美刺”、“教化”的社会功能。《诗大序》继承了《礼记·乐记》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同时又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肯定了时代和政治的变化影响文艺创作，决定文艺的思想内容。因此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强调诗歌“教化”、“讽谏”、“美刺”的社会功能。但“讽谏”和“美刺”要做到“主文而谲谏”，“止乎礼义”，适月而止，这是对孔子“思无邪”、“兴观群怨”的继承和发展，是《诗大序》的根本文学观，对后世影响深远。《诗大序》就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上，提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并对风雅颂三种诗体的性质和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的特点作了初步的概括和说明，对后世发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后世关于“六义”说有多种解释，其一：体用说，风雅颂为诗体，赋比兴为诗法，以孔颖达和朱熹为代表。其二：六体说，章炳麟为代表。其三：六用说，程颢为代表。多数人承认是体用说。“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和研究有重大的意义。《诗大序》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诗论，对许多问题，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却给后的文论家命了题目，使他们得以就此作出许多创造性的引申发挥，从而丰富了古代文论，在中国古代文论、《诗经》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有些观点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