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达意

古代诗学概念。“诗”原指《诗》，即《诗经》。语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司马迁“《诗》以达意”之语，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言志”说，又直接受到董仲舒的影响。董氏《春秋繁露·玉杯》分析儒家六艺的不同特点，有“《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是非，故长于治”。他们一样认识到儒家六艺，包括诗乐在内，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明显不同的是，司马迁改“道志”为“达意”，从而突出了诗歌文学诉诸感情的艺术特征。司马迁之所谓“意”，也即其“发愤著书”的意思，所以《太史公自序》又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的情感受到压抑，“意有所郁结”，终于通过“诗以达意”的渠道，源源倾泻发泄，既获得内在的心理平衡，又引起社会的共鸣。因此，“诗以达意”之说，既是古代儒家“诗言志”说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又是通向魏晋六朝文学自觉时代以后的“诗缘情”说过渡的一座桥梁，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汉末，刘向明显受其影响。如刘向《列女传》卷四《召南申女》载：召南申女，被人无礼逼婚，申女不从，于是强暴的男家罗织罪名，“致之于狱”，迫她屈服。但申女“贞壹修容”，决不顺从，并且作诗达意，表明了诀绝之心，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女（汝）从。”(按：诗见今《诗·召南·行露》。)刘向据此而加以总结和称颂：“作诗明意，后世称通。”诗是一种特殊之“言”，刘向据“诗以达意”之说而加以发挥：“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说苑·尊贤》)其辞赋《九叹》又有“冤结未舒”而“舒情陈诗”之言。魏晋以后，司马迁的“诗以达意”说影响逐渐增大，如刘勰的“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韩愈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杜牧的“文以意为主”(《答庄充书》)诸说，促进了诗歌创作理论的健康发展。

诗以达意

语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诗以达意，是对诗歌言志抒情特点的概括和总结。司马迁对先秦典籍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的特点做了比较，认为《周礼》是用来阐述人伦礼义以节人的，《周易》是讲述天地阴阳四时万物变化的，《尚书》是纪事的，《春秋》是明辨是非的，《乐记》是求人和的，唯《诗经》是通过对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等具体事物的描摹，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的。司马迁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的认识，表明了他对诗歌性质的认识。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又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说明诗人所表达的意，是诗人在现实中“有所郁结”，具有真切感受而发的。因此，“诗以达意”同他的“发愤著书”说实质是一致的。“诗言志”在先秦著作中多有论述，汉代《毛诗序》等就把诗同情志联系起来，司马迁“诗以达意”就是指诗的抒情言志的性质，但他又指出了诗歌都是诗人“发愤之所为”，表达的情志都是现实生活激发的结果。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的“为情而造文”，韩愈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皆可认为是对司马迁这一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