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牛李维州争议

唐与吐蕃的关系时好时坏，较为复杂。双方冲突，有时争夺维州重镇。维州原属于唐，一度被吐蕃占据。李德裕在西蜀时，吐蕃镇守维州的副使悉坦谋于太和五年(831)率众来降，乃接受投降。宰相牛僧孺却认为受降会失信于吐蕃，并预言吐蕃会来报复，故主张“守信为上”，建议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坦谋等降众也遣返回去，致使悉坦谋等惨遭杀害。事过十二年，李德裕于会昌三年(843)重提此事，认为送出维州与降众之举，“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很不妥当，要求“追奖忠魂，各加褒赠”，得到武宗俯允。
司马光对此论道：“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信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他以为，牛僧孺守信讲义，好得很；李德裕贪小利而失大信，糟得很。他论牛李之是非，不计维州原属与得失问题，不免议论空泛，有欠实事求是。
应当指出，此条“臣光曰”，大约写于元丰中，早于元祐好几年。司马光强调放弃维州是讲“信”，大发“维州小而信大”之论，是有其现实性的。宋神宗在位时，宋与西夏一再用兵，有治平四年种谔取绥州，元丰四年种谔克米脂等事(参考《宋史·夏国传》上下)。司马光于治平末、熙宁初，一再发论反对进攻西夏，强调“怀之以德”，“敦大信”(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一《言横山札子》、《论横山疏》和《言横山上殿札子》)；指责种谔等发起绥州之役，“弃信义而举兵，得小失大”(见《传家集》卷四十二《论召陕西边臣札子》)。元丰五年秋，司马光还说“又有奸诈之臣，如种谔……之徒，行险侥幸，怀谖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传家集》卷十七《遗表》)由此推测，此条“臣光曰”论牛李维州争议事，是影射种谔取绥州、克米脂等事的。胡三省在此条末注云：“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此乃以后事证之，无瑕可指。
王夫之不同意司马光有关牛李维州争议的观点。他论道：“夫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夷狄既逾防而为中国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土之效，有丘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他还说，牛僧孺所为，只能“寒向化之心”。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意思是，牛僧孺所为，根本不是崇尚信义，而是为了党争私怨。同时，他还指出：“牛李维州之辨，伸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淳之说，以戒时君。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意思是，司马光此论犯了不顾历史具体条件而据今论古的形而上学的毛病。这个非常中肯的批评，闪烁着历史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