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曹操不敢废汉而自立建安二十四年(219),曹、孙、刘三家鼎立之势已经形成。曹操为了拉拢和控制孙权,对他加位进爵。孙权为了守土保权,曲意奉承,称臣于操,称说“天命”,表示支持曹操废汉自立。曹操把孙权的书信宣示于众,并说: “是儿(指孙权)欲踞吾着炉火上邪也!”就是说孙权是把我放在炉火上烤。陈群等人也劝曹操“宜正大位”,不必有何怀疑。曹操却不采纳,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即使我受天命,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我也只做臣事于 “殷”的周文王。 司马光对此很有感触,发了一通大议论。提出必须重视教化与风俗,教化对风俗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谓“教化”,是指国家的文化思想教育,即往昔的“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以及重用有礼乐文化的人才,等等,即今日的文教事业,精神文明建设。所谓“风俗”,是指社会风气,为人处世之道,即往昔的人伦纲常,即如今的礼貌文明行为。司马光指出,教化乃“国家之急务”,不可不抓紧,风俗乃“天下之大事”,不可不重视;抓了教化,就会美了风俗。他认为,东汉重视教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即使到了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弄权、政治日益腐败,然犹绵绵不绝,就在于正人君子 “用正义以扶甚危”,“立私论以救其败”,甚至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延至末年,军阀割据,群雄争逐,仍然“以尊汉为辞”。所以,司马光认为,曹操虽居大功,有野心,但终生不敢废汉而自立,“犹畏名义而自抑也”。故结论是:“由此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司马光论东汉教化与风俗,不免言过其实。 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1)曹操不敢废汉而自立,究竟是为形势所迫,还是因受教化的影响?可能两个因素都有。(2)教化是不是“国家之急务”?“教立于上”会不会“俗成于下”?回答都是肯定的。故可以说,司马光此论是可以成立的。“教化”尽管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后世不可囫囵吞之,但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缺少教化,教化只要不断地更新,就会由精神文明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使人类社会日益文明,风俗日淳,人道日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