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智伯之亡

《通鉴》为了论智伯之亡，先追叙智瑗之立，以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之事，使人回味智伯何以灭亡。然后提出智伯之亡，关键是“才胜德” 的观点。
论智伯之亡，重要的是论“才德”孰为轻重的问题。于此论之前，司马光早在庆历五年就写有《才德论》(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四)。那篇文章提出： “所谓才者存诸于天，德者存诸于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强智，怯不可强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诸天。善恶逆顺，德也。人苟弃恶而取善，变逆而就顺，孰御之哉？故曰存诸人。”意思是说，才是天生的，德是磨炼而成的。说才为先天性，显然谬误，因为才能也是通过努力而增长的。说品德是人通过努力而提高，则是正确的。又说： “才，耒耜也；德，膏泽也。进取不以才，犹无耒耜而耕也，虽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犹既种而无膏泽也，苗槁无日矣。”意思是，才、德各有其用，用人时视具体情况而定，进取时用才，守成时用德。此说也有片面性，因为用人不论何时都得德才兼备，或才或德都是欠妥的；但他既重视德，也不忽略才，还有可取。
《通鉴》此论，与 《才德论》有点不同。此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对德、才的关系，作了轻重的辩论，强调德统帅才。接着又说：才德兼备谓之“圣人”，才德俱无谓之 “愚人”，德胜于才谓之 “君子”，才胜于德谓之 “小人”。“凡求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意思是，选用人才，当择圣人和君子；若不能如愿，与其用才胜德的小人，不如用才德俱无的愚人。这里且不辨其“圣人”、“君子”、“小人”、“愚人”等词使用准确与否，就其强调首选德才兼备、或德胜于才的人来说，还是正确的；但说 “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那就欠妥了。“挟才以为恶”的小人自然不可用，无才无德的愚人选了又有何用！
此论最后提到，“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这是历史经验教训之谈，是值得注意的警句。
有说 《通鉴》才德之论，“温公为新法诸人发也”。(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及张须《通鉴学》)实在欠妥。因为此论在《通鉴》卷一，写于治平三年正月以前；而新法诸人是在时过三年，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参政变法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论者不可能预发刺人之言，后人也不能颠倒时间顺序而随心指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