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

《金瓶梅》 这样的小说出现于十六世纪后期的中国，几乎令人很难理解：不管其在小说形式和技巧上有多少原始和笨拙的地方，但它和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以及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却近似于欧洲的近代小说。假若愿意借用老巴尔扎克的一个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这意思就是说，《金瓶梅》不仅展现了晚明时期丰赡繁富、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而且创造了大量有丰富内涵并具有性格化倾向的人物形象。作为这部小说主角的西门庆更是具有复杂思想性格的一个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着超一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金瓶梅》作者是从当时广泛流传的 《水浒传》 中移借来一些情节、人物作为他小说的引子和结构线索的，西门庆是《水浒传》 中原有的人物。但 《金瓶梅》 中的西门庆不是 《水浒传》 中的西门庆。在 《水浒传》 中，西门庆是个邪恶的小角色，市井恶棍，一个为正义所判决的道德罪犯。《金梅瓶》 的作者把他从武松的刀下救起，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赋予了他新的生活内容。《金瓶梅》 的开头，仍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潘金莲鸠死武大，只不过是武松出差回来，西门庆已把潘金莲娶到家里，武松到狮子楼，却没有杀掉西门庆，只杀了和西门庆一起喝酒的李外传。待武松因人命刺配孟州道后，逃得性命的西门庆更加神气起来，陆续开了几个店铺，靠长途贩运发了财，又用金钱贿赂当朝太师，当上了理刑千户，同时他恶习不改，仍然到处寻花问柳，讨小老婆，奸占伙计和下人的媳妇，闹得经常家反宅乱，这样沸沸扬扬地过了七八年的时间，最后终因纵欲而暴亡。
按照若干批评家的意见，《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不过，从根本上说，西门庆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商人，他的人生遭际主要是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业活动之一般，乃至认识商人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命运。假西门庆这样一个“历史的名字”描写晚明一个商人的平凡生活，他的家庭，他的社会联系，从而展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是 《金瓶梅》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不是为中国十六世纪后期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生活所振奋，不受晚明社会思潮感染，他大概决不会想到改造一个歌颂传奇英雄的故事，而去着意描摹自己就生活于其中的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世界。歌德说过，独创性就在于“大家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东西。”幸运和天才都被《金瓶梅》作者占全了。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西门庆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经营商品的种类都有详细的描写。第六十九回，文嫂充当“马泊六”，为西门庆拉纤，对林太太说：
“县前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生药铺、绢绸铺、绒线铺，外面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管有数十。”这可以看作是对全盛时期西门庆的概括说明。按作者所写，西门庆主要通过商业活动——合法的和非法的——积累的商业资本有白银数万两，全部家财达到十万两。这大概不是小说家的夸张：晚明商业确实比前代有了巨大的发展，据当时人沈思孝说，山西地方的豪商大贾也是“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录》)西门庆不过是当时富商之一员罢了。
从不大的中药铺起家，短短的七、八年时间，西门庆变成了巨富，不管其手段是多么卑劣和无耻——资本总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淌着鲜血——西门庆无疑可以说是当时一个精明的商人。马克思曾经给予欧洲前资本主义的商人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中世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 (《资本论》第3卷)。晚明时期的中国商人西门庆，在他崛起之时，也曾表现过非凡的野性力量和进攻姿态。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异性的占有，更表现在他对封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破坏。当西门庆的事业达到顶峰，色胆包天地到了“世代簪缨”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的时候，似乎大有手提钱袋强闯贵族小姐、太太密室的欧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概。但是，曾几何时，西门庆和他的事业就“灯吹火灭”，其“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人们一般是将西门庆的结局归结于“纵欲丧身”，认为这是“恶有恶报”，这虽然能够满足我们的道德感情，却不免是对历史和人生的肤浅解释。也许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是封建时代商人的悲剧。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是大一统的皇权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最终只有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但商人也必然因此迷失自我，并最终逃脱不了整体失败的命运。当西门庆拜蔡太师为干爹，为当上了掌刑千户而志满意得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根据。西门庆的覆亡悲剧早已包含在他自身运动的过程中，至于他以哪种方式自我完成，不过是小说家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的安排而已。
当然，这决不是说，纵欲丧身是对西门庆个人命运的非历史把握，相反，作者描写西门庆放纵自己种种恶劣的欲望和以纵欲方式结束生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和生活逻辑的。《金瓶梅》中，西门庆有一段最惊世骇俗的话：
“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要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说，西门庆的话可谓无耻之尤，但他的话不正道出了当时人们在新的经济事实中对道德秩序的理解吗？基于晚明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心理，产生西门庆这样的人物是没什么奇怪的。引用一句套话，西门庆还真应该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呢！
若从道德批判的角度看，西门庆无疑是一个恶人，十恶不赦的坏蛋。作者经常谴责他 “浪荡贪淫”，骂他是 “富而多诈奸邪辈，欺善压良酒色徒。”西门庆号“四泉”，大概就是说他 “酒色财气”都占全了 (纨绔子弟王三官号“三泉”)——中国古代从来认为这四者是一切恶德的泉源，《金瓶梅》 的开头就是攻讦酒色财气的 《四贪词》。但正如 “四泉”亦可以暗喻“妻财子禄”都全一样，作者对西门庆的态度也有很多使人乍一读感到模糊的地方。比如他写西门庆为人贪婪，见利忘义，心狠手辣，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任何礼法，什么都敢干，并不担心人间的报复和地狱的惩罚，可是又写他有时并不吝啬，心肠很热，捐钱修庙，印经书不必说，即如对周围的人也很关心大度。帮闲常时节是一个贫民，房主催租，老婆在家饿肚子，应伯爵为他求告西门庆，西门庆不仅给了十二两银子解决急需，还为他后来找到的房子付了三十五两买房钱，再余十五两，又叫常时节拿着“开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勾他两口儿盘揽过来就是了”。所以作者又说他 “仗义疏财，救人贫难”，“是个散漫好使钱的汉子。”再如作者写西门庆充满兽性，对女人只有粗俗的占有欲，搞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女人，但有时又写他象个“情痴”，很有人情味。李瓶儿临死的时候，他不理会潘道士说房子有鬼的告诫，也不嫌死人的血腥污秽与垂死的恶形，捧着死尸脸对脸地哭，过后竟悲伤到寝食皆废的地步。
这种看起来象是矛盾的描写，曾经使批评家们很为难，或者怀疑作者的道德意识，或者将其归于创作的失误。不过，也说不定毛病出在我们自己的批评范式上，也许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和审美观念应付不了这种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和对象以及创作主体之间经常是有距离的。从不同的认知意向出发的分析架构，都只能说明作品的一部分内容和意义，或许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然而往往是以“过滤”掉它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和意义为代价的。即如我们自作聪明地分析西门庆是一个中国十六世纪后期商人的典型，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证明这一典型的某种历史认识或历史象征意义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与作者创作时的想法毫不相干，至少，我们实际已经省略了这一典型其他内涵和美学的意义。不是吗？ 在晚明的文化情势下，《金瓶梅》的作者不再以神或其他超人作为描写对象，勇敢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难道不包含他对人、人性、人生问题的大胆探索吗？
确实，中国古代很少有几位小说家能象《金瓶梅》作者那样，对人世间最平常的生活现象——穿衣吃饭、性、死亡等有着如此浓厚的描写兴趣，这说明作者真正执着于人间的生活，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的本质、人性问题的某种思考。正因为他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所以才敢于赤裸裸地描写“人的恶劣的情欲”，西门庆的形象突出的就是这一点。黑格尔说过：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质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 《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认识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他的创作只反映了他对这类问题的直观认识：一方面，恶给社会带来灾难；另一方面，恶又表现为对陈旧刻板生活的冲击，因而给历史带来新鲜的内容和活力。这就是他为什么一方面对恶欲和恶行不时加以道德的训诫和宗教的论证——除了这些，他实在没有其他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又对传统道德所完全斥责的恶，如经商谋利、贪吃好色等行径带着一种不无欣赏的态度进行描摹，对西门庆这样的恶人也有着极大的表现兴趣。因为作者立足生活，不完全以道德成见看人，使他发现了人、人性的复杂，每个人本身便是一个世界，交织着善、恶，言语、行动。心理经常是矛盾和变化的。
这对《金瓶梅》作者来说，或许也只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和体验，一旦当他把他的感受和体验写进小说，就创造了了不起的小说艺术。中国古代的小说，一向是以固人伦、明教化为创作目的的。人们总是希望小说能引起一种是非分明的爱憎感情和培植惩恶扬善的思想观念，而中国小说中的善恶美丑评价标准与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又是趋向一致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呈现出类型化：性格单向性，心理素质、道德属性一极化，而且两者往往有一种契合对应和必然联系。并因此引起读者一种定向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倾度。当然，这种类型化也不失为一种塑造人物的方法，中国古代曾使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无数不朽的典型，如曹操、诸葛亮、关羽之类。但这些突出某种道德意识、性格禀赋的人物大多实际上是超人，只不过是真实人生的抽象。《金瓶梅》的作者既然志在描写常人，这一方法就很难适用，那么他就只有把他的人物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
我们看到，作为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的一个商人，西门庆是强悍的，充满了野心和兽性，《金瓶梅》里其他的人物都不能望其项背。花子虚徒然继承了一份庞大的遗产，但其为人怯弱，毫无作为；陈经济猥屑卑劣，没有自立能力；或许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具备混迹商业社会的一切才干和手段，但心机有余而魄力不足。作者处处突出他的主人公，但这并不妨碍他也写到西门庆象常人一样对灾祸充满恐惧，听到亲家杨洪被划为杨戬党羽可能牵连到自己就吓得丢掉魂魄，连李瓶儿也不敢去娶了。进京路上过黄河在沂水镇遇到大风，夜宿败刹，一时困苦的环境就使他感到人生的无常。西门庆办事精明、果断，多次化险为夷，可是作者写他在处理家事纠纷中，就常常显得十分昏昧，优柔寡断，经常被蒙蔽。在作者看来，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亦如他的道德、感情的种种矛盾一样，都不过是他作为常人在不同生活情势中的表现，所以作者也就如实写出。
这样一种写法，正是近代小说突出人物丰富内涵和复杂性格的写法，不是类型化，而是性格化，尽管作者的描写还不是那样无隙可击，也是对我们熟悉类型，执着于“坏人无往而不恶”的欣赏习惯的挑战。鲁迅曾谈过 《红楼梦》：“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其实，这一点在 《金瓶梅》 里已见端倪，或者竟是 《金瓶梅》 的开创，其价值在于表现了中国小说艺术向生活的一种回归。好人并非全好，坏人并非全坏，《金瓶梅》 里的人物似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西门庆

本为《水浒传》中人物。在《金瓶梅词话》中成为中心人物。开有生药铺，终日闲游浪荡，与应伯爵、花子虚等市井无赖结为“十兄弟”。已有一妻三妾，又与潘金莲通奸，鸩杀其夫武大，继而纳以为妾。武松为兄报仇，误杀李外传，反被刺配孟州。自此西门庆益纵欲无度，既通金莲侍婢春梅，复勾搭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并奸淫许多手下人妻子和其他妇女。后得几场横财，家道日盛，并拜太师蔡京为义父，升正千户提刑官。终以饮春药过量暴死。为亦官亦商的土豪恶霸典型人物形象。

《西门庆》

西门庆是一个腐败社会中集奸商、贪官、恶霸于一身的典型。

他原是清河县一个开生药铺的小老板。应该说，他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有一套的。他后来还开了绒线铺、解当铺等好几个铺子，每个铺子都有一个主管，名义上是“伙计”，但已有点近乎现在的“经理”。像生药铺的傅伙计，每月领二两银子的工资，勤勤恳恳地把生意做得井井有条。西门庆对这些主管的挑选是极其郑重的，像开绒线铺时，好兄弟应伯爵就向他“再三保举”韩道国，这是个有做绒线行经历的人，且“写算皆精，行止端正”。西门庆听了应伯爵的话，还亲自目验，见他“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才“与他写立合同”。“写了合同”，他们之间就是一种雇与被雇的关系。这样的管理模式，显然不是封建式的依附关系，而是带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的。

西门庆将店铺交给了伙计们管，自己俨然是个“董事长”，但他不放松抓大事，抓要害。比如，账目，就是个要害。抓住了账目，则纲举目张，所有的生意一目了然，西门庆是不会放手的。小说第十二回写到西门庆“梳笼”了李桂姐后，在烟花寨里鬼混了半个月还不想回家，吴月娘、潘金莲都叫玳安去催他回来。玳安儿骑马到李家一看，只见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寡嘴、常时节众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门庆搂着粉头欢乐饮酒。此情此景，真叫玳安不知说什么才好，想不到西门庆即使在此时刻，还没有忘记铺中上账一事，特别关照玳安说：“前边各项银子，叫傅二叔讨讨，等我到家算账。”可见，他的头脑是何等的清醒。同时，他是很会笼络人心，摆平这一班伙计们。比如，那日绒线铺新开张，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晚夕收了铺面，把甘伙计、韩伙计、傅伙计、崔本、贲四、陈经济都邀来，到席上饮酒，吹打良久，可谓用心良苦。

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成功的关键在于熟悉行情，西门庆的精明也表现在这里。小说第十六回，写到他在李瓶儿家两个正在美处，忽然玳安儿来打门，说：“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其余八月中旬找完银子。大娘使小的来请爹家去，理会此事。”此生意看来很急，也很重要，有一大笔钱可以赚。可是西门庆的态度却不急不慢，还不想就回去。这倒不只是由于他留恋李瓶儿，而也是由于他摸准了行情，所以当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回去时，就对瓶儿说：“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来上门脱与人，迟半年三个月找银子。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可见他对市场情况十分清楚，因而胸有成竹。第三十三回，又写到西门庆不失时机地收购了湖州客人何官儿的五百两丝线。由于卖家急等着要起身家去，西门庆就压价到四百五十两银子，收了这些货，趁狮子街房子空闲着，就打开两间门面，开了个绒线铺，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这些都可以看出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之处。

不过，西门庆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暴发户，主要并不是靠他的正当经营，而是由于他的不法经商。小说中有一句话，叫做：“富贵必因奸巧得。”西门庆主要就是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的。

他“奸巧”致富的第一招就是“娶妇谋财”。小说开始，他接连骗娶奸拐了富有的孟玉楼和李瓶儿为妾，得到两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富孀孟玉楼时，首先就说了她“手里有一分好钱”，这怎么能不打动他的心？不过，孟玉楼的家当比起李瓶儿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李瓶儿原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妾，被李逵杀散时，曾带走“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后嫁了花子虚为妻，继承了“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的花太监的财产。因此，还在花子虚未死之时，一次就“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还说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叫西门庆于夜晚打墙上偷偷运过去。“这四口描金箱柜”里装的都是无价之宝，后来西门庆做了“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及吴月娘“顶受五花官诰，坐七香车，做了夫人”之时(第三十回)，他们所做的“官帽玉带”和以后送给蔡太师的“生辰担”，都是取之于此。当李瓶儿正式嫁去时，又带去了不少私房钱。为资助西门庆扩修房子，又拿出了“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代价的东西(第十六回)。西门庆从李瓶儿那里确实发了大财。这就难怪小说第十六回的回目就叫做“西门庆谋财娶妇”。

第二招是明目张胆地吞没亲戚的家财。女婿陈经济避难投靠他家时，曾带来“许多箱笼”，还另外送了他五百两银子，都被他“收拾月娘上房来”(第十七回)。其价值可能比李瓶儿的还要多，因这里实际上包括陈家及朝中四大奸臣之一的杨戬家的赃物。第八十六回陈经济因偷金莲、春梅事发被打后，就在傅伙计面前借酒装疯，吐露真言：“老伙计，你不知道，我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你家现收着我家许多金银箱笼，都是杨戬应没官赃物！好不好，把你这几间业房子，都抄没了，老婆便当官办卖。”后来，他在打西门大姐时又说：“你家收着俺许多箱笼，因此起的大产业。”(第八十九回)的确，这笔横财对西门庆的发迹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招是受贿。苗青谋财害主，人命关天。西门庆通过姘妇王六儿的手，受贿了银子一千七百两，就“贪赃卖官”，私放了苗青(第四十七回)。此外如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关进监狱中，也“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第二十五回)。

第四招是放高利贷。西门庆几次借高利贷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都是“每月五分行利”。第一次借给他们一千五百两银子，黄四后来有一次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之数”作利息(第四十三回)。这正如应伯爵对李三他们说的：“共捣一千两文书，一个月满破认他五十两银子。”(第四十五回)他们之间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死。历代对于重利盘剥，久有法禁。如元代至元年间，“定民间货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元世祖本纪》)，这也重于汉代之什二，而西门庆竟以五分为息，可见其剥削之重。

第五招是违法经营。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 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六十九回)。这个西门庆，俨然是个商业资本家。他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如那个绒线铺，就是用四百五十两贱买了一批当值五百两的绒线开张的，后来“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特别是他开的当铺，赚钱更是昏天黑地。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来当，只兑了三十两银子，但“这屏风买的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不肯”，更不要说再外加两架“彩画金妆，雕刻云头，十分齐整”，“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的铜鼓、铜锣等(第四十五回)。西门庆搞的长途贩运，更是想方设法买通官吏，偷逃税银。第五十九回写伙计韩道国运货回家时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云：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西门庆就是靠这些“奸巧”手段发财致富的。据第七十九回他临终前向吴月娘等交待的银子，总共有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这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积货和藏银。西门庆从发迹到死，前后不过五年光景，竟然积累这么些横财！这种富，正如古人所说的是“奸富”。这种“奸富”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富。这种少数人的富，完全是建筑在大多数从事正当劳动者被剥削、被拐骗基础上的富。它根本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只能将社会财富蛀空，使大多数人贫穷。

西门庆有了钱，就去贿赂官府；通过勾结官府，就进一步升官发财。他原是“一介乡民”，就是通过贿赂太师蔡京，而被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一部《金瓶梅》中，被他残害的人命就有好几条。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仆妇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使之横遭充军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整死。他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害了好几条人命，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但结果西门庆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受到惩罚的反而是曾孝序： 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王法？有什么天理？

这个奸商、贪官、恶霸暴发起来后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

他一有钱，就扩充庭院： 并了花家住宅，打开墙垣，盖造花园。其格局是七面五进，俨然是一品相府的气派。平时的衣食住行，处处豪华奢侈，荒唐无耻。这特别表现在食与色两个方面。

西门庆的“食”是非常考究的。《金瓶梅》在“食”字上所花的笔墨，几乎可以说与其“色”的描写旗鼓相当。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迎请宋、蔡两巡按时，“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酒泛金波”，还要献歌献舞，“箫韶盈耳，鼓乐喧阗”。连宋、蔡的手下人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阶下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小说的作者特别指出：“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当夜，宋御史临走时，“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也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送给他俩；蔡御史没有走，又叫了两个妓女陪了他一夜。生活如此奢靡，实在令人震惊！

在“色”字方面，西门庆更是欲壑难填。他家拥妻妾六位，日夜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据清代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中的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李娇儿(妓女-妾)、丢儿(妓女-妾，已故)、孟玉楼(妾)、潘金莲(妾)、李瓶儿(妾)、孙雪娥(婢-妾)、春梅(婢)、迎春(婢)、绣春(婢)、兰香(婢)、宋惠莲(仆妇)、惠元(仆妇)、王六儿(仆妇)、贲四嫂(仆妇)、如意儿(仆)、林太太、李桂姐(妓)、吴银儿(妓)、郑爱月(妓)等，此外还有一些“养外宅”的妇女及男宠。这正如潘金莲说的，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第六十一回)西门庆发泄其兽欲时，一是毫无廉耻，二是不顾死活，三是表现了强烈的占有欲和一个性虐狂的特点。在被他淫过的妇女中，有好友的老婆(李瓶儿)、义子的母亲(林太太)、妻妾的侄女(李桂姐)，真是人伦全无，道德丧尽。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里，已被淫欲的烈火煎熬的腰酸腿疼，食欲不振，但他还是靠春药强打精神，没命地往这火海中钻。他玩了妓女郑爱月之后，经她指点姘上了林太太，紧接着又刮剌上贲四嫂，而旧人王六儿、如意儿还要周旋，潘金莲更不放过他。他心里又想着姘妇林太太的儿媳、同僚何千户的娘子，“正是饿眼将穿，馋涎空咽”，不得已，就将新来的来爵儿媳妇解馋。西门庆这样贪淫乐色，而不知死之将至。当搞得神情恍惚、极度疲惫之时，还拼了命地和王六儿、潘金莲干此营生，终于油枯灯尽，一命呜呼。西门庆的确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淫棍。这个奸商、贪官、恶霸的暴发暴亡，充分地暴露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腐败的本质。

西门庆

号四泉。《金瓶梅》男主角。人物从《水浒》中借衍而来，在本书中则塑造成了一个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进而投靠蔡京，贿赂官场，平地得为理刑千户，并借助手中权势钱财作恶多端的淫棍恶徒。小说在他初登场（第二回）时，说他“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他一面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一面交通官吏，专在县中招揽些诉讼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然而，此时的西门庆充其量还只是个帮闲流氓刁徒。之后，西门庆巧娶孟玉楼、李瓶儿，得了她两人带来的杨宗锡、花子虚的家财；女婿陈经济家因提督杨戬被参倒，其父陈洪充军，他带了陈家的金银箱笼来投奔丈人。西门庆得了这几笔横财，顿时“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成了清河县中屈指可数的巨富（第二十回）。而这时西门庆并不满足于局守手中的银钱，他趁蔡京（太师）生辰之机，打点了“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以及各种奇巧罕见的吃穿用度之物、细软银两，装驮生辰担，差来保押送上京，捧送蔡京，并打通了蔡京管家翟谦的关节，平空而得“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之职，就此权势显赫起来（第三十回）。之后，他仍不断向蔡京、翟谦等送礼献美，做了蔡京的“假子”，升为正职掌刑；又与巡按及过往高级官员交通来往，家中举宴不断，有时一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与蔡京奸党越来越紧密地捆在了一起，地方众僚莫敢仰视。西门庆利用手中之权，贪赃枉法，滥断公案，放债受贿，包揽说事，假公济私，淫人妻女，杖杀人命，……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同时，他又不断扩展他的买卖，实是个以钱得官、以权滋商的“官商”。用文嫂的话来说：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第六十九回），气势与先前的西门庆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门庆又是一个出奇荒唐无耻的大淫棍。他家中拥有六位妻妾，日夜淫欲，周顾不及，以至妇人间明争暗斗，竞相夺宠。而西门庆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私通官宅太太，蓄养外室。据清人张竹坡《杂录小引》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除其正室陈氏（已亡）、吴月娘外，明确写到的有李娇儿、卓丢儿（已故）、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宋惠莲、惠元、王六儿、贲四妇、如意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另还有些外室、男宠。在他临死前，他还觊觎着“义子”王三官和同僚何永寿的娘子，只是因死得突然，才未能得手。西门庆勾引、图霸他人妻室不择手段，如药死武大，气死花子虚，逻打蒋竹山，陷害郑来旺，支出韩道国等等。均表现为他是一个欲壑难填的女色占有狂。而在他奸耍的诸妇、诸男宠身上，又表现为他是个十足的性心理变态者和性虐待狂，如吃鞋杯、接尿溺、烧香疤、拴吊双足、“品箫”、“投壶”、行后庭花，乃至恋奸男童等等。然而，西门庆纵欲过度，终于油枯灯尽，脱阳而亡，年才三十三岁（第七十九回）。总而言之，西门庆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市井流氓暴发成恶霸、富商、官僚的典型，是明世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的必然产物。

西门庆Ximen Qing

main male figure in Golden Vase P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