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说著，十六回，成书于明代末年。有明崇祯间刊本，空青室刊大字本等。
 
 董说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字若雨，明亡后为僧，更名南潜，号月函，浙江乌程 (今吴兴) 人。他和反清志士有联系，曾参加复社，系复社主将张溥的学生，也曾从黄道周学《易》。据《乾隆乌程县志》记载，他“少补弟子员，长工古文词，江左名士争相倾倒”,“精研五经，尤邃于易”。他的著作很多，有《董若雨诗文集》和《西游补》等，从他所作《漫兴》诗来看，他写作《西游补》还在明亡以前，年仅二十一岁。
 《西游补》故事叙： 孙悟空“三调芭蕉扇”后，被鲤鱼精所迷，渐入梦境，在虚幻的世界中，见到了古今之事，忽幻美女，忽化阎王，变化莫测，最后在虚空主人的呼唤下醒悟过来。作者借孙悟空等形象和幻象情节，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批判当时的腐败政治和轻浮士风，具有讽刺文学色彩。“鲭鱼世界”、“青青世界”、“未来世界”等由“心猿入古”而成的幻象，为作者评勘世道提供了一个迷离恍惚的境地。孙悟空在其中可以上天入地，随心所欲，评判世道、时政、宗教及士风，似梦似幻，似真似切，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缥渺而又真切的现世图象。
 《西游补》借孙悟空在“鲭鱼世界”的所见所闻，对当时的社会时政作了尖锐的讽刺和嘲弄。孙悟空在西行途中，“只望迷人却自迷”,幻入“鲭鱼世界”。一次在一座大城池上，看到“城头上一面绿锦旗，写几个飞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这无疑是对明朝时局动荡，政权如走马灯似更迭的现实的讽刺。既是天子，还是“新”的，可见这皇位来历不正，很可能是藩王间弑君杀兄等残酷的宗族斗争夺来的，金鸾殿上沾满了腥臭味。既是“三十八代孙”,却还标榜是“中兴皇帝”,这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怪不得行者连称是“假的”,是“改标易帜”的假王朝。再说，师徒三个自出大唐境界，也只不过二十多年，怎么可能有“三十八代孙”呢？同时也使行者迷惑不定，“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个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个都换到了。或竟是真的？”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皇权和利益争夺不已，以致兵灾四起，烽火连天，遭殃的是广大的老百姓，这一连串的“假王朝”也好，“短命王朝”也好，每更迭一次，都要给老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小说这里说得比较夸张，历史上不可能真的四年换三十八个皇帝； 但“一月一个皇帝”的现象确曾发生过，而且就发生在小说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这就是作者出生那年，明光宗皇帝于1620年8月丙午朔践祚，九月乙亥朔归天，恰 “在位一月”。这正如清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 中所云：“一月之内，玉几再凭，梓宫两哭，呜呼，斯亦皇帝之不幸也。” 由此看来，小说所写的有现实的折射映象。
 《西游补》还把讽刺的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第二回中，我们看到一个“绿玉殿”的“唐新天子风流皇帝”。为了尽现这位皇帝的丑态，我们不妨摘录这一段文字：
 
 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成“眠仙阁”哩！昨夜我家风流天子替倾国夫人暖房，摆酒在后园翡翠宫中，酣饮了一夜。初时取出一面高唐镜，叫倾国夫人立在左边，徐夫人立在右边，三人并肩照镜，天子又道二位夫人标致，倾国夫人又道陛下标致。天子回转头来便问我辈宫人，当时三四百个宫女齐声答应“果然是绝世郎君！”天子大悦，便迷着眼儿饮了一大觥。……一个醉天子，面上血红，头儿摇摇，脚儿斜斜，舌儿塔塔，……一横横在徐夫人的身上。倾国夫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个“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脚跟。又有徐夫人身边的一个绣女忒有情兴，登时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后，轻轻插在天子头上，做个 “醉花天子”模样。这等快活，果然人间蓬岛。
 
 这位皇帝贪杯、贪色，集丑陋、腐朽于一身。有这样的皇帝，自然也有这样的臣民。就在这“新唐天子风流皇帝”殿上有二行墨迹，上书 “唐未受命五十年，大国如斗。唐受天命五十年，山河飞而星月走，新皇帝受命万万年，四方唱周室之诗。小臣张邱谨祝”。活生生地画出了一个佞臣奸道的嘴脸。如此君臣，如此朝政，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一夜风沙冤鬼葬，山谷年年献泪坟。声声只怨唐天子，那管你梅花上苑新。” (第十二回) 一面是声箫管乐，醉生梦死，一面却是颠沛流离，秋坟夜哭。明朝中后期，朝政废驰，吏治腐败。明自中叶以后，皆出昏君，武宗的耽乐嬉游，世宗的崇尚道教，神宗的晏处深宫，已使明事陷于不可收拾之局。他们贪聚暴敛，歌儿舞女。为了达到长生不死、永系皇业的目的，他们聘道士，练红铅，进采补，承“天露”,企望在海上仙山中达到生命的永恒，永享人世的富贵。他们有的则潜心佛禅，去寻求一个灵魂的蔽护所。光宗之后的熹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明通鉴》),从而使朝廷权柄落入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宦官手里。而这些显官巨宦为了各自的权益，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为害人民。《西游补》的作者在这里奋力鞭挞，极尽讽刺，表达了封建时代一个怀有正义感的知识的嫉世愤懑之情。
 在抨击朝政的同时，《西游补》还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迹少”,刘半农则具体考出小说作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见《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但是，在整部小说中，我们还是可以体味到作者强烈的反清情绪。因为当时大明皇朝已是风雨飘摇，摇摇欲坠，明王朝面临的异族入主中原的危机迫在眉睫。仅是崇祯即位以来，清兵多次大犯边境，其中使“京师戒严”者就有三次。(参见《明通鉴》)作者对清朝统治者深恶痛疾。明亡后，积极和反清志士取得联系，参加当时知识分子的集社“复社”,入主张溥门下，表明了作者反清的心志。在《西游补》中，他用隐晦曲折的笔法，讽刺清廷。如第三回在封陈玄奘的一封“黄缣诏书”上就有“西天杀青挂印大将军”的字样。“青”、“清”同音，意思是要殄灭清朝。第十四、十五回中，又两次提到“大唐杀青大将军”。第十回中，作者又借新古人的口说，“这里的鞑子隔璧，再走走儿，便要满身惹臊”。满族统治者前身为游牧民族，食羊啖牛，自然有股“臊”味了。“鞑子”则是对满族统治者的蔑称。由此可知，《西游补》的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明亡以后一般的反清志士不同。因为，一般的反清志士是以 “复明”为目的的，他们对大明帝国的覆亡痛心疾首，眷眷留恋 “先帝”的优渥隆恩，对先朝的一切有一种毫无保留的钦敬与赞美。而《西游补》的作者对故国充满着历史的沉痛感，但他并没有把它视为是一块完美理想的“乐土”,而是在历史的反思中对明代统治者的堕落与荒淫作了严峻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他把讽刺和批判的笔触毫不留情地伸向明清两代的统治阶层和官僚机体。在对这种历史现象作深入的解剖后，作者感到了一种迷惘和幻灭，最后终于遁入禅关，去追求灵魂和思想的寂灭了。
 但作者的一颗愤怒的心并没有寂灭，对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和奸道佞臣，他并没有丝豪的宽容，而是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九回 “秦桧百生难自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蕴藏在作者心灵中的愤怒的烈焰的升腾。历史上的秦桧暗通金使，陷害岳飞，东窗事发后，以十二道金牌逼岳飞班师，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谋害于“风波亭”上。于是巨梁摧折，国失凭恃，南宋小朝廷不久就北阙称臣了，秦桧成为南宋亡国罪不容赦的历史罪人。作者对这样的历史罪人切齿愤恨，因此在第九回中让他尝遍了种种苦刑：上刀山，下油海，剐肉纹，执鞭刑，最后竟把秦桧化成了一坛血水。其实，秦桧在这里已转化成历史上乱臣奸相的“原型”,作者所鞭笞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秦桧，而是历史上许许多多不同朝代的 “秦桧”。正如秦桧在受血化刑时所说的：“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独受苦怎的？”那些“蚂蚁儿”似的“百官”(第九回)和只懂得“膝行法”,加谗佞妄的官僚(第七回),正是当代的“秦桧”。而考之明清之际的历史现实，为一己私利而引狼入室的吴三桂，狼狈为奸祸国害民的阮大诚、马士英之流，不也正是秦桧的翻版么？! 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是“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西游补》讽刺的机锋所向，还把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大圣鸿哲”、“淑女名士”作了入骨的讥讽和嘲弄。在“古人世界”里，行者见到了“满面涂了乌煤，”戴着“将军帽”的“先汉名士项羽”。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天骄，在孙行者眼中却显得那样卑劣猥琐，他动不动就会跪在 “虞美人”面前，以博得美人一笑。倘若美人“愁眉一锁”,则“心肺都已碎了，这个七尺躯还要他做甚！”最糟糕的是他听信谗言，真假不分，把真的虞美人一刀给斩了，却要与行者所变的假“虞美人”缠绵缱绻。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先前与刘邦争霸的锐气和勇气都被丢到爪哇国去了。(自然，这又使我们联想起明清之交时期那位“冲冠一怒为红颜”而不惜以身事敌的将军。)在“古人世界”里，西晋富室石崇的姬妾绿珠，照样“镇日请宾宴客，饮酒吟诗，”又造“百尺楼台”,其豪奢放荡未尝有丝豪收敛。而那位被史家所艳称的“倾国倾城”、冰清玉洁的西施，不过是一个夤缘投机，“有两个丈夫”的村俗女子。高僧玄奘则有“多用心” (怕长怕短)、“文字禅” (讲经说偈) 的毛病，显得昏庸陈腐。这些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英雄”、“名士”、“淑女”、“高僧”的本色。在《西游补》的作者看来他们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没有丝毫的作用，反过来他们可能成为历史的绊脚石，阴碍历史的进程。
 “西游补”讽刺的另一层面，是对科举制度和堕落士林的挖苦与嘲弄。我们知道，自唐太宗开科取士，便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此后递相沿习，科举取士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搜罗人才的一条主要途径。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坚固严密，考试的范围越来越窄，士子们只能在“八股文”式里，对朱熹的“理学”进行阐释，即解释衍发先儒们的箴言学识，做“理学”的应声虫，丝毫不能渗入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这种科举取士方式，,严重压抑了个人的创造性和新思想，压制亦寂灭了时代的生气。因此，顾炎武痛斥科举取士为天下“三害”之一，认为科举的危害“其小者是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顷，取人生太阿之柄而颠倒之。”有见于此，大声疾呼要“废天下之生员”(《顾亭林诗文集》)。科举制度扭曲了广大士人的心灵，变异了他们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于是演出了一出出人间的悲喜剧。在 《西游补》 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幕悲喜剧的上演，而摄取的镜头，则是在放榜时的一刻：
 
 ……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 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 也有首发如篷，被父母师长打赶； 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 也有拨床头剑自杀，被一妇子夺住； 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 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 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 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
 
 这无疑又是一幅生动的“士林群丑图”!作者痛斥他们是一群“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 做的也全是一些鬻官求爵的 “纱帽文章”! 在科举取士制度下，人的天然“本性”与“良知”迷失了，“清虚之物”也被化解了，人的本能感觉被僵硬的制度物态替代了，这必然引起人的灵魂精神与自我的萎缩与失落。第四回“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中所表达和呈示的，就是人的这种主观意态的迷惑。“物现我亡”之后，士人们就会在一纸榜文前丑态百出了。由此我们知道，作者不但意识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僵硬与腐朽，更严重的是他真切地意识到这种制度对士人灵魂和精神的无形摧残与磨灭。因为在儒道看来，“气”是万物之本，“灵”为不灭之神，而“灵”与“气”的消失，“童心”与“性灵”的失落，必然导致一代人创造活力的枯竭。《西游补》这种批判贬斥科举的创作思想，对于后继的杰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自然会产生很深的影响。
 如上所述，《西游补》与其说是一部杰出的神魔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借神魔写世情的杰出的社会写实小说，因为它“人情世故，琐屑必备”(《续西游补杂记》),它所触及的社会现实层面甚至比《西游记》要直接、深刻得多。当我们在为《西游记》主题诸歧义争论不休时，我们却不必花更多的精力去阐释《西游补》的主题意旨，因为它的主题意旨，显得那样豁然明朗。尽管《西游补》借“心猿入古”的外衣，创设了“鲭鱼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等显得扑朔迷离的幻觉意象，但这种幻觉意象远远涵盖不了《西游补》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现实色彩，现实精神总是要胀破“鲭鱼世界”等脆薄的幻影而奔突而出。作者决不仅仅是在为《西游记》的“心猿”迷失之后去作一般的续貂式的演绎和游戏，而是如虚空主人所说的是“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包容着深刻的现实根基。孙悟空也已不仅仅是个开路杀妖的猴王，而是一个具有人世灵性的“斗战胜佛”。人世间的一切虚伪与不平，他都要扫荡涤平。
 《西游补》值得称道的还有它的语言风格： 时而痛快淋漓，时而幽诮嘲谑，时而风趣幽默，灵动跳跃，风致盎然。它们在小说中的镶嵌和运用又是那样协调和谐。作者的喜怒哀乐，就通过这种语言风格表达出来。第三回行者一群人“凿天”时所产生的奇诡想象，匪夷所思，简直如一段精彩的“天问”节录。限于篇幅，不再摘录。在艺术描写上它也有不少独到之处，在诸《西游》续书中可谓上乘之作，“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对《西游补》艺术成就的最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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