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经济制裁与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示抗议而实行 “经济制裁”，原订于1989年7月11日至1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八次会议被无限期地推迟，1989年12月12日才重新复会。会议对中国进行的治理整顿持有偏见，并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级第九次会议上，一些缔约国提出，鉴于中国近几所经济贸易情况变化很大，1987年提交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需要补充，中国应该提供一份有关外贸制度的补充说明材料，着重说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关系，以及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外贸制度的发展变化情况。1991年10月15日，我国提供了《关于中国外贸制度的补充文件》，综述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所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就中国经济治理整顿以来的经贸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解释和澄清，对适应关贸总协定规范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并未得到美国等国的积极反响。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1992年2月，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方详细介绍下中国外贸体制的最新情况，并提出在经贸体制上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重大改革，美国勉强同意结束对中国外贸制度的审议阶段，从而转入有关中国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阶段。中国能否重返关贸总协定，表面上是个经济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在“六·四”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把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时间表订在1989年底，而“六·四”以前中国的外贸制度并不如1991年底前的改革更接近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推迟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时间，提高对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要价，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的“经济制裁”加大了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