蘅皋词序

清孔尚任撰。见于《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六及《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册等。此序着重阐述作者对词与音乐关系问题的见解。作者认为，诗与词都应入乐可歌。序中指出：“夫词，乃乐之文也。情生于文，而声即生于情；凡不能入歌者，皆无情之文也。”将不能“入歌”者，一概斥为“无情之文”，足见作者在词与音乐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本着这种立场与态度，作者在序文起首即宣称：“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随即，他加以解释说：“非无诗与词也，无歌诗与词者也。”这就是说，唐以后的诗与宋以后的词，多非入乐可歌者，不符合作者所固持的诗与词的标准，因而就被他排斥在传统的诗词之外。这也许失之偏颇，却是作者的真实看法。作者追溯了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别是“乐”与“辞”相配合的历史，从中拈出大量事实，以证成其说，如“夫三百篇，乃朝庙颂祷、里巷歌谣之言，皆可被管弦者”，“唐人始令梨园弟子歌近体绝句，即今所谓唐诗者也”等等。作者一方面对宋以后词乐亡佚的史实深致感叹：“乃不意再传再变，遂有元人之南北曲，滥觞流弊，以至今日，识者莫不叹夫乐亡。”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乐之嬗替，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盖自三百篇后，而周乐已亡矣。后世之乐府、近体、诗馀、南北曲，各为其乐，各亡其代，由后而论，虽百世可知也。”作者又特意通过对诗乐与词乐的比较，揭示了词乐的某些特点，如谓“其格最巧，较唐诗婍妮婉转，声情尽致，文人尤喜为之”，“乐府无一定之体，唐人近体，板重不化。独诗馀调有长短，句合宫商，按谱填之，自成格式”等等。凡此，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序中对宫叙五的《蘅皋词》也有所评价，不仅称道它“柔情曼致，喁喁有声，出自行墨间”，而且肯定它是“得《花间》、《草堂》之神髓，所谓深于言情者”。序末又将其“深于言情”的特点进一步解释为“吞吐抑扬，情馀于文，声溢乎情”，并紧扣一篇之旨，断言：“成一代之乐，将自《蘅皋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