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蒿里行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蒿里行[魏]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属《相和歌辞·相和曲》。本是齐国东部士大夫、庶民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曹操运用这一哀伤的曲调来写乱世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深沉的感慨，内容和调式是很合谐的，这是曹操运用旧题乐府的一个特点。 这首诗被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确实，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公元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前四句写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以勤王灭贼号召天下。中间六句写军阀为了争夺权势而互相残杀。这六句又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军合力不齐”二句，写结义兵之初，已然露出危机；“军合”只是表面上的合， “力不齐”已预示出分裂的危险； “踌躇”二字写尽这些“勤王”的英雄们畏敌如虎，拥兵自重的心理， “雁行”已预示着必然要分道扬镳。 “势利使人争”两句，则进一步写出他们之间终于为了争权夺利而很快互相杀伐起来。 “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则举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袁绍、袁术这两个堂兄弟竟然成了死对头，袁术自己要称帝，大骂袁绍为家奴；袁绍则更阴险，想借用刘虞为帝而号令天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当时又兵力最强，其叔父又被董卓所杀，因而自然成了各路诸侯之盟主，曹操在这里举二袁之争，可以概见当时乱世群雄的情形。读了这六句诗，我们仿佛看到这帮军阀从暗斗以至明争，终于打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历史过程。无怪乎钟惺说曹操“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字)、公路(袁术字)、景升(刘表字)辈，落其目中掌中之矣。” (《古诗归》)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 “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 自然要痛断肝肠了。作者在写这段纷繁的历史事变时，从大局着眼，从关节处入手，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善于突出重点，使人感到诗人自是站在高处，全局在胸，所以运笔自如，简劲有力。从“史”的角度说，这首诗真不啻就是一首汉末良史。 但这首诗，最动人的还是作者的“诗情”。从情的角度分析，这首诗也是脉络分明的。前四句，可以说写诗人起初的愿望。 “关东义士”虽可泛指诸路将领，但我以为主要是曹操隐然自指。曹操兴义兵，讨群凶是其本心，尤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两句，正可谓是曹操开始追求的目标：他想大家合兵于孟津对洛阳构成一种进逼的势态，一旦洛阳得手就可打开进攻长安的门户，就可完成灭贼勤王的大计。这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讲的是很清楚的。中间六句写曹操的失望。他没有料到这些军阀竟然这般卑鄙，因而大有“竖子不足与谋”的感慨，鄙视和痛恨之情感溢于言表。最后六句写曹操的哀伤，他既是伤生民之苦，也是伤自己整顿乾坤宏愿的受挫。从曹操情感发展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以天下为己任，救万民于水火的博大胸怀和深挚情感。这才使这首诗具有“诗史”的艺术魅力。 蒿里行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蹰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相自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和《薤露》都是送葬唱的挽歌，但后者哀挽的对象是王公贵人，而前者哀挽的对象则是士大夫庶人。本篇追记汉末史实，哀伤战乱中死亡的人民，题实司之。诗中所述史实是：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各州郡十馀路诸侯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董卓纵火焚烧洛阳，挟持献帝到长安。当时形势本来对义军有利，但由于袁绍等人各怀异心，观望不前，乃至相互攻袭，使联合军事行动流产，从此天下陷于军阀混战，血流成河，十室九空，灾难空前。本篇即以沉重的笔墨，回顾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谴责制造战乱的历史罪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 前四用沉重的笔墨叙述起兵之初，讨卓联军最初是以打着匡扶汉室的正义旗号吊民伐罪——相传武王伐纣时和诸侯会于盟津(今河南孟津)、而刘项亡秦则以入咸阳定关中为目标，诗中合用这两个典故，以叙时事。就全诗来说是先扬后抑。因为这支联军中各路军阀，都想伺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所以“军合——力不齐”。史载董卓在洛阳大焚宫室，自恃兵强，而袁绍等彼此列兵观望、莫肯先行——“踌躇而雁行”,意在保存各自的力量。当时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董卓部将徐荣，虽然失利，却表现了他的立场。不久，联军由于势利之争，酿成一场内讧，袁绍、韩馥、公孙瓒等，发动了汉末的军阀混战。袁绍与异母弟袁术公开分裂，建安二年(197),袁术在淮南僭称帝号；而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与韩馥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当时曾向曹操出示过一枚金玺，已暴露其野心。前十句就用简洁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可谓诗史。 军阀们制造战争，战争则制造饥荒、瘟疫和死亡。“铠甲生虮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将战争的旷日持久、士卒们人不卸甲、马不解鞍、不堪其苦的状况，和盘托出。至于老百姓的处境，自然又在士卒之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又一个令人触目心惊的细节。在古代农业社会，六畜之中，唯鸡与犬是最普遍的家畜，可作为“人家”的代名词(故有“鸡犬之声相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说法),“无鸡鸣”等于说无人烟。这几句写兵连祸结之下，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堪称典型、深刻、有力，写出了一个人间地狱。那是一个绝无温情的时代，是一个“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的时代。诗的结尾却生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喟，情不自禁，无一丝造作假借。前人评其诗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一味惨毒人，有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谭元春)。如此诗结句，一方面表现出大慈悲，一方面隐含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心。刘勰所谓“志深笔长”在此。 借古乐府写时事，是曹公的发明，遥启杜甫诗史。诗中从兴兵讨卓到军阀混战，展示了一个从义到不义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军阀野心逐渐暴露的过程。在描写这个过程时，诗人不一顺平放，而注意时时提笔换气，如首四句，写得堂堂正正，“军合力不齐”以下则每况愈下，最后点明军阀各有称帝野心，层层剥笋，步步深入，故饶有唱叹之音。诗的前半是历史事件纵的叙述，后半则是社会现象横的描绘，前半是因，后半是果，结构十分浑成的。 《蒿里行》《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①，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②，乃心在咸阳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④。淮南弟称号⑤，刻玺于北方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注释】 ①关东： 指函谷关以东各州郡。②盟津： 即古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曾在这里与八百诸侯会盟。③乃心： 其心，他们的心。咸阳：原为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咸阳东，这里借指董卓挟持汉献帝所迁的都城长安。④嗣还(xuan旋)：其后不久。⑤淮南弟：指袁绍堂弟袁术，他于建安二年(197)在淮南(今安徽寿县)自称帝号。⑥刻玺(xi洗)：指袁绍私刻玉玺，立刘虞为帝。玺：皇帝的印。 【诗大意】 关东各州郡的义军，兴兵讨伐董卓一群凶残的党羽、原本期望会师盟津，志在直捣董卓所控制的长安。然而，诸军会合，兵力不能统一，互相徘徊犹豫，列阵观望不前。彼此争权夺势，不久就自相残杀起来。袁术在淮南寿春自称帝号，袁绍在北方私刻玉玺，谋立幽州牧刘虞来做皇帝。连年战乱，铁甲里都生了虮虱，百姓大批死亡。白骨暴露在荒野上，千里之内听不见鸡鸣。百姓们百人之中只剩下一个活着，想起这些就要痛裂肝肠！ 【赏析】 《蒿里行》大约作于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至建安五年曹操击败袁绍之际。所谓“蒿里”，古人认为是人死后魂魄所归之处。《蒿里行》是古代用于殡丧的挽歌，属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这首《蒿里行》则是他作为一位反对董卓乱政、军阀混战的政治家对时世动荡不安、百姓死亡惨重的同情和哀挽。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一些令文中也时有流露，如建安七年《军谯令》讲：“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蒿里行》所抒写的内容与此完全一致。 此诗前面十句写凉州豪强军阀董卓篡权乱政后，全国动荡不安、急剧恶化的政治形势。“关东”四句，交待了初平元年(190)春，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路义军，兴兵勤王，讨伐董卓“群凶”，当初兴兵的目的是勤王护国，复兴汉室。诗一开始即标举关东诸军为“义士”，直斥董卓一伙为“群凶”，突出“义士”与“群凶”的对立，正气凛然地表明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政治倾向。起笔高屋建瓴，爱憎分明。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至京，凶暴残杀，致使“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诗中斥其为“群凶”，堪称史家之明断。作者以“会盟津”的现实纪实与武王伐纣的历史典故巧妙结合，暗示出讨伐董卓犹如武王伐纣，实为正义之举。而“初期”，“乃心”，只是表达作者主观意愿的一种虚拟之词，预伏了后面生变的危机，这正是一种欲抑先扬的写法。“军合”六句，笔势陡转，揭露讨逆义军各怀异志，自相撕杀，使整个中原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史载袁绍畏惧董卓兵强，持疑不进，而其它“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大失所望，“窃为诸君恥之。”(《三国志·魏书 · 武帝纪》)“军合”二句诗写踌躇雁行，列阵观望，军力不能统一，就是指的这一史实。“势利”二句，写关东诸军都想借兼并别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演出了自相火并的闹剧。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岱杀死桥瑁，袁绍胁迫韩馥让出冀州，把冀州牧抢在手中，并联合刘表对付与己不和的袁术、公孙瓒。所谓兴义兵、讨逆董的勤王之举，就如此滑稽地流产了。诗中所写的一“争”、一“戕”，对军阀的野心做了尖锐讽刺，可谓诛心之笔！ “淮南”二句，只是一种客观叙述文字，从表面似乎看不出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这两句上承“势利”二句的一“争”、一“戕”，就使这两句客观叙述文字蕴涵着作者的一种冷眼旁观的蔑视和鄙夷，可以说是以冷蔑之笔鞭挞了所谓义军“盟主”的袁绍及其兄弟袁术割据称帝的野心：袁术想自己做皇帝，袁绍想扶植一个傀儡皇帝，号令天下。他们跟董卓堪称一丘之貉！诗人在这里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割据分裂的政治立场。这部分重在叙述时事，从汉末社会大动乱的角度，摄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概括，以讨逆始，以自戕终，活画出一幕历史丑剧，将论断与褒贬寓于叙事之中，艺术容量极其深厚。作者叙写时事，真实、严谨，将诗家的纪事感怀与史家的秉笔褒贬结合起来，显示着作者政治家的见解和风度，气魄宏伟，笔力雄健，与《诗经》二雅政治讽刺诗的抨击时政、慷慨激切的精神一脉相承。 “铠甲”六句，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军阀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表达了对民众苦难的伤悼。“铠甲生虮虱”的细节描写，既写出农民被征从戍，不得休息，又暗示出战争连年不断，是造成“万姓以死亡”的原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细节描写，正面描述百姓流离死亡的灾难，为“生民百遗一”的概括叙述，提供了一幅生民涂炭、惨不忍睹的画面，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为军阀混战的罪恶提供了异常真实的“罪证”。经过“铠甲”、“白骨”这一番形象的描述和铺垫，最后逼出了诗人“念之断人肠”的伤悼之辞，不可遏止地抒发了作者强烈的哀挽与悲愤的激情。这六句写得质朴真实，形象生动，感人肺腑，与《诗经》风诗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颇为接近。 总之，《蒿里行》是一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传统，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品，现实性极强，前人称它是“汉末实录”(钟惺《古诗归》)是很恰当的。此诗前半基本以“赋”的方式叙述，诗句概括、简朴，但形象性稍差，后半白描勾勒，形象感人，乐府情味较浓。全诗慷慨雄劲，悲壮苍凉，很富有时代气息。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2〕,兴兵讨群凶〔3〕。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4〕。军合力不齐〔5〕,踌躇而雁行〔6〕。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7〕。淮南弟称号〔8〕,刻玺于北方〔9〕。铠甲生虮虱〔10〕,万姓以死亡〔11〕。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1〕《蒿(hao)里行》属古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原是送葬时唱的挽歌。这里，曹操借来叙写时事。本书所选曹操诗均据《乐府诗集》。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人。初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黄巾起义后，拜骑都尉，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建安元年(公元196),奉汉献帝迁都许昌，拜司空，“挟天子以令诸侯”。关渡之战，打败袁绍，逐渐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拜丞相。后又封魏公、魏王。子曹丕代汉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2〕关东：函谷关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各部首领。 〔3〕群凶：指董卓一伙。 〔4〕“初期”二句：意思是当时期望关东各军能够同心合力，直捣长安，消灭董卓。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在此地会集了八百诸侯。乃心：其心，指“义士”的心。咸阳：本是秦朝都城，这里指董卓控制的长安。 〔5〕力不齐：指军阀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 〔6〕踌躇：犹豫不前。雁行(hang):飞雁的行列，用来形容各路军队不向前进的样子。 〔7〕嗣还(si xuan):其后不久。戕(qiang):杀害。 〔8〕弟称号：指袁绍的异母弟袁术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帝号。 〔9〕这句的意思是：袁绍在北方想另立皇帝，刻制了印玺。玺(xi):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 〔10〕这句意思是：由于久战不息，兵不解甲，身上都生了虱子。铠(kai)甲，古代的护身战服，金属制成的叫铠，皮革制成的叫甲。虮，虱卵。 〔11〕万姓：即百姓。以：因此。 这是一首“史诗”。全诗用简练的语言，从大处着笔，概括地反映了董卓作乱之后的史实，表现了诗人对战乱中的百姓的同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评价这首诗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 《蒿里行》hao li xingWormwood Hamlet→曹操 (Cao Cao) 蒿里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文人五言诗。作者曹操。曹操(155—20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精通兵法，在东汉末年统一北方的斗争中，削平群雄，独霸北方。他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杰出的诗人。今人整理有《曹操集》。现存诗二十余首，均为沿乐府旧题而写时事之作，诗多方面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风貌，风格古拙苍劲，慷慨悲壮。《蒿里行》即为此中之一。“蒿里”为古乐府曲调名，是送葬的挽歌。曹操借“蒿里”旧题，描绘了东汉末年董卓叛乱，关东州郡袁绍兄弟、韩馥等各派军阀在讨伐董卓时各怀鬼胎，自相残杀，以及战乱中人民惨遭荼毒的情景。汉末大乱，董卓擅权，“关东各义士，兴兵讨群凶”。本来各方将领欲效法周武王，会师于盟津，以诛恶除奸，匡救汉室，但是“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各怀野心，自相残杀。当时袁绍兄弟更仗兵强势众，弟在淮南称帝号，兄在北方刻印玺，造成军阀之间的长期战争。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士铠甲生虮虱，万姓死亡，百无余一，以至广袤富饶的北方，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满目疮痍的不毛之地、血污场所。面对这惨绝人寰的悲凉景象，诗人“念之断人肠”，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寄寓了极大的同情，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群凶如袁绍之流，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钟惺《古诗归》曰：“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确也。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继承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表达作者伤时悯世的思想感情，激愤而苍凉，质朴而高韵，开一代诗风。沈德潜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从此，“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建安诗文就奏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段奇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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