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小说Novel in English

加拿大英语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7世纪至20世纪初)、发展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繁荣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
早期的英语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加拿大人的心声，但联邦成立以前的小说文学价值不高，缺乏特色。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动荡现象严重影响作家的创作。只有少数作品在文坛尚占一席之地。弗朗西斯·布鲁克的小说《埃米莉·蒙塔古传》是加拿大第一部英语小说，描述17世纪60年代新法兰西被征服后一个英国军营的生活情景，并对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了严肃认真的探讨，小说中的加拿大景色描写也成为后来作家写景的最佳参考。当时多数作家都模仿英国风格作品，托马斯·麦卡洛克和托马斯·钱德勒·哈里伯顿两位作家在文学界却独树一帜。麦卡洛克的《梅菲博谢斯书信集》(1823)写得风趣诙谐，脍炙人口。哈里伯顿的作品集《钟表商》(1836)曾在英、美等国轰动一时，另一部佳作是《老法官》(1849)。哈里伯顿曾一度与英国作家狄更斯齐名，是加拿大联邦前的重要作家之一。同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家还有罗莎娜·莱普罗翁，她的《德维列颠庄园》(1859～1860)等小说再现了英国殖民后魁北克市的社会现实；约翰·理查森的《加拿大兄弟》(1840)充满感伤情调，反映了发展中的加拿大社会侧面。
联邦后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小说中以各种主题得以体现，其中赢得国际影响的小说家有梅·阿格尼斯·弗赖明、贝西尔·金、马格丽特·马歇尔·桑德斯等。桑德斯的《美丽的乔》(1894)曾被译成14种文字在世界各地销售。詹姆士·德米耶的《铜圆筒里发现的稀奇手稿》却是一部标新立异的作品。畅销小说中少有精品，但新作层出不穷，代表正在信心百倍走向世界的加拿大小说界。历史小说也很受欢迎，但远不够深刻，主要作家有C. G. D.罗伯茨、吉尔伯特·帕克和威廉·柯尔比，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描写只流于表面，成绩平平。被开发后的加拿大西部和北部也成为不少小说描写的主题。拉尔夫·康纳的《天堂向导》(1899)和《外国人》(1909)、N.L.麦克朗的《在丹尼播种》(1908)等都是具有写实性的小说。教育性和伦理性在不少小说中有突出表现，安格尼斯·莫尔·马哈尔和莉莉·杜格尔在这方面作过认真尝试。联邦后的小说从不同角度和深度探讨历史、宗教、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弗朗西斯·威廉·格雷的《圣菲邻浦教堂的教士》(1899)是一部喜剧小说，描写了魁北克市英裔人与法裔人之间微妙的利害关系，剖析了社会教育、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现实状况。罗伯特·巴尔的代表作《准绳》(1907)对教师培养、教育理论提出尖锐批评，同时揭露了多伦多当时的社会问题。
英语小说在20世纪初度过形成阶段，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萨拉·珍妮特·邓肯和斯蒂芬·李科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邓肯的作品《阁下与女士》(1895)探讨了“新女性”问题，具有独到见解和艺术感染力；《美国姑娘在伦敦》(1891)描写由不同国家的社会习俗所引起的一系列笑话故事；《辛德雷拉表妹》(1908)描写一位加拿大姑娘生活在英国习俗中的一系列冲突事件；《帝制支持者》(1904)以安大略湖为背景，反映类似的国际性题材。邓肯的作品充分体现其博学多才和写作天赋，其后期作品主要抨击驻印英国政府对当地人民的不公正行为。作家李科克最初模仿传统小说，《文学的失误》(1910)、《废话小说》(1911)和《滑稽小说集》(1918)奠定了作者的国际声誉，使其成为著名的用英语写作的幽默大师；作品集《小镇艳阳录》(1912)描写安大略一小镇上居民的种种庸俗浅薄，《阔佬历险记》(1914)讽刺了无可救药的懒汉富翁和一群玩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的自信带来民族主义的高涨，其中包括对民族文学新的兴趣。1920年～1940年间，加拿大出版了700部小说，受大众欢迎的神怪故事、历险记和传奇小说十分繁荣。在小说创作方面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出现，这在大草原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小说用忠实的笔触描绘了移民的定居生活，无论是对景色还是对生活的描写，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越来越少。多产作家亚瑟·斯特林格在文体和年代方面把早期和后期的大草原小说衔接起来，这在其作品艾伯特三部曲《大草原的妻子》(1915)、《大草原的母亲》(1920)和《大草原的孩子》(1922)中有具体的表现。罗伯特·斯特德的《邻居》(1922)和《冒烟的亚麻》(1924)最明显地表现了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仍继续带有浪漫主义的特点。
由于斯特德的《粮食》(1926)、1925年马莎·奥斯滕索和弗雷德里克·菲利浦·格罗夫的第一批小说的出版，大草原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手法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奥斯滕索的《大雁》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移民定居区的艰难生活，但其核心人物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派角色凯莱布·盖尔，渴望拥有土地的欲望驱使他奴役自己的家人，却最终毁了自己。格罗夫继小说《沼泽地的开拓者》后又写了3部大草原小说《每日食粮》(1928)、《生活的枷锁》(1930)和《大地的果实》(1933)。这些作家强烈的地域意识构成多数加拿大小说的特色，作家们所描述的环境对人物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关系都产生了影响。当现实主义得以发展时，受人欢迎的浪漫主义传统仍在大草原小说中继续。弗雷德里克·尼文继成功地写了几部关于其故乡苏格兰的小说之后，在娱乐性的三部曲《飞逝的岁月》(1935)、《矿山继承权》(1940)和《扎根》(1944)中追踪了大草原发展的历史。浪漫主义的传统仍出现在威廉·奥蒙德·米切尔的小说《谁见过风》(1947)中，小说描写了大草原上长大的一个孩子的故事，风是这个男孩试图领悟精神世界的一个主要的、统一的象征。托马斯·拉德尔的新斯科舍历史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小说，《陛下的美国公民》(1942)和《仙女与灯》(1950)都写得栩栩如生，激动人心，事实准确，符合历史。但这一时期获得成功最突出的例子是女作家梅佐·德·拉·罗施的《贾尔纳》系列小说(1927～1960)，由16部感伤小说组成，其背景是安大略乡村，特点是生动的对话、戏剧性的情节和令人难忘的角色。贾尔纳系列作品仍在全世界拥有读者。同时，其他安大略作家也与同时期的“大草原”作家一样写出现实主义小说。雷蒙德·克尼斯特写出20世纪20年代最好的和最具实验性的短篇小说和一些加拿大最现代的诗歌，其《白水仙》可以说是第一部关于安大略乡村的现实主义小说。尼斯特用陆上风景作为象征，反映了小说主人公的情感，从城市返回农村的历程是其自我发现的历程。莫利·卡拉汉的小说牢固地确立了都市现实主义的领导地位。卡拉汉的早期小说《奇怪的逃亡者》(1928)、《绝没了结》(1930)和《中断的旅程》(1932)，含有一些宿命论的因素：角色们经常成为超出他们控制力的力量的牺牲品。卡拉汉以一种类似海明威的简洁明快的风格创作，在随后的三部小说《天堂更多欢乐》(1937)、《这就是我所珍爱的》(1934)、《他们将继承大地》(1935)中也少有改变。
1959年以后是英语小说的繁荣时期。作家们开始对小说题材进行充分的探讨，获得国内外的承认。加拿大英语小说已进入美国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书目，美国与英国的主要杂志也都加以刊载，数量逐年有所增加。不少作家(如伦纳德·科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罗伯逊·戴维斯等)的作品被译介到许多国家。国内也在努力创作出版有商业价值的通俗小说。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支持在促进文学繁荣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60年代小说的题材似乎集中在使青年一代不要只关心眼前的需要，而把注意力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这是政治对抗和常规准则受到挑战的年代，这种对抗与挑战便是60年代反正统文化活动的先兆。
英语小说作家们创作主题并不是单一的。他们与西方各国的小说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有小说传统、社会分析、心理探索以及妇女的地位与作用等。很多作家的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分道扬镳的迹象愈来愈明显。反思性小说显得很突出。这可能是作家，其中大多数是学者，想公开讨论写作技巧的愿望愈来愈强烈的缘故，也许是在创作中大量采用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和信息论的结果。英语小说的发展，既顺应国际文学发展的潮流，也反应出自身特点的连续性，即保留了自己的历史特点、地域特点、少数民族传统和地方色彩，明显地反映了本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差异。许多早已享有声誉的作家，在创作中仍不断追求艺术的完美，如休·麦克伦南的《届时的声音》(1980)、莫利·卡拉汉的《犹太的时代》(1983)等。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新人，他们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突出，小说中对地方的描写并不限于国内各个省区，有一种使国内风光与异国情调均等的倾向。在1959年以后，许多作家如玛格丽特·劳伦斯、戴维·奈特、安德利·托马斯、戴维·戈弗雷都把非洲和欧洲作为创作背景。他们这样做，或是用类似的环境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进行详细的叙述，或是作为新的视点使他们对加拿大观察得更清楚。把作品置于特别的加拿大地理环境中的作家，遵循的是大草原作家群所创建和继承下来的传统，把景色描绘得既真实又具象征意义，既富于地方色彩又具有普遍性。小说题材一般分为两类：城市和乡村。城市小说作家如琼·巴特勒的《白菜城日记》(1970)、约翰·比尔《圣饼盒》(1959)以及休·加纳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既现实主义地表现了现代城市中具有破坏性的暴力和混乱，也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人间地狱般的“虚构的城市”。另一些作家则对小村镇和农村进行田园牧歌式的或抒发思乡情怀的描写。在作家笔下，这些小居民点成了象征性的社会缩影，如艾丽丝·芒罗的“朱比利湖区”、罗伯逊·戴维斯的“德特福德三部曲”、马特·科恩的“塞勒姆四部曲”、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玛纳瓦卡”、戴维·亚当斯·理查德的“米拉米奇河谷”等社会背景。
在这段时间，作家对土著的印第安文化和因纽特文化有了较大的兴趣，收集整理了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一些白人作家如W.O.米切尔、W.德鲁、J.豪斯顿都对土著文化很重视，进行了研究与学习。许多移民团体也成为加拿大作家注意的焦点，写犹太移民的有阿黛尔·怀斯曼、杰克·路德维克、莫迪凯·里奇勒，写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有奥斯丁·克拉克、哈洛德·索尼·拉多，写门诺教派移民的有鲁迪·维贝。小说内容常含有对移民在加拿大所遇到的社会问题的分析评论，上述这些内容也可以在消遣文学中看到。如简·鲁尔的《互相拥抱的年轻人》(1977)和斯科特·西蒙斯的作品等。伦纳德·科恩的《漂亮的失败者》(1966)提到60年代对文学中的性别传统进行挑战，伴随这一挑战而来的是对性别角色地位的争论与探讨。尽管男性作家如伊恩·麦克拉克伦和戴维·赫尔维格的作品也触及这一问题，但女权运动的题材仍是女性作家的理想领地，女作家写妇女题材的作品，表达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争取男女平等的愿望，这正是世界各国女性文学的任务。加拿大英语小说界从事女性文学创作的作家作品有康斯坦斯·贝雷斯福德-豪的《伊芙传奇》(1973)、玛丽安·恩格尔的《熊》(1976)、卡格尔·希尔兹的《小型的仪式》(1976)、阿丽莎·范赫克的《朱迪丝》(1978)和多丽丝·安德森的《两个女人》(1975)。60年代，在魁北克作家的带领下，加拿大英语小说家开始对政治更加敏感，小说主题涉及1970年的十月危机和分裂主义等问题。有些作家，如戴维·刘易斯·斯坦、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其他许多人对社会或政治结构与个人心理的紧张局势进行调查研究。作品风格和语言情调方面也各有所异，既有理查德·怀特的冷嘲热讽，也有利奥·辛普森的辛辣针砭，还有皮特·萨奇的慢条斯理、一本正经的叙述。许多小说家，如罗伯特·哈洛、格雷姆·吉布森、海伦·魏因兹魏格、罗伯特·克罗奇、雷·史密斯等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展示出更多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下意识关心，使他们不仅仅性格内向，行文慎重，笔触严肃，更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素材本身。后现代主义、反思小说本身看来是围绕两个新的形式形成的：书面的编年史和口头叙述。作家一方面沉迷于历史的书面作品，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或者正在固定的东西。芒罗、翁达捷、克罗齐、芬德利，还有其他一些人，常常使用人或事物的原本形象作为主题的中心点；另一方面，他们还借助音乐、电影、录音带表示相对的中心点——讲故事的过程；他们也常常借用其他口头传说，如非洲的传说(见戴维·戈弗雷的《新的被继承人》(1970))、印第安传说(见鲁迪·维贝的《巨熊的诱惑》(1973))、爱尔兰传说(见杰克·斯坦利·霍金斯的《约瑟夫·伯恩的复活》(1979))。口头与书面两个中心点的关系意识，反映了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加拿大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了重新对神话和荒诞故事感兴趣的副产品。通俗小说通常被看作是轻松的消遣读物，因此，作为文学，它依靠预先形成的程式语言和叙述结构，常常以电影或电视脚本的形式提供部分当今社会的信息，如威廉·德弗雷尔小说中的吸毒情节，小说中常常穿插着惊险恐怖的场面。不过，加拿大作家也创作其他形式的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历史传奇和比较隐晦的黄色故事，质量层次高低不等。通俗文学的内容也糅合进较严肃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里面，这可以看成是高雅与通俗艺术派别之间的民主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一些小说家运用哥特式小说体的浪漫叙述(如阿特伍德的《女预言家》(1976))或西方的传奇手法(如克罗奇的《养种马的人》(1969))，另一些人转向创作滑稽喜剧故事或好莱坞电影(如《漂亮的失败者》)。
从1959年以来，加拿大不仅巩固了前几十年已成功的作家的声誉，也继续推动着文学创作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进入80年代，这些成名作家继续有佳作问世，如罗伯逊·戴维斯的《反叛天使》(1981)和《骨子里长出了什么》(1985)，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圣诞节的故事》(1980)，莫迪凯·里奇勒的《今昔约书亚》(1980)和儿童读物《雅各图图的故事》(1987)，罗伯特·克罗奇的《田野杂记》(1981)和《给朋友的忠告》，莫利·卡拉汉的《犹大的时代》(1983)，杰克·斯坦利·霍金斯的《巴克勒家庭剧院》(1981)和《尊敬的恩主》(1987)，马特·科恩的历史小说《西班牙医生》(1984)和《纳迪娜》(1986)，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肉体的伤害》(1981)和《侍女的故事》(1985)等。一批新人脱颖而出，作品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各异，英语小说创作更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