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综述

古代诗歌是苏联研究中国诗歌的三个重点之一。有许多汉学家从事古诗翻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古诗十九首，以及晋诗的名篇都已译成俄文，并已撰写出分别论诗经、乐府、屈原、曹植和陶渊明的专著五部。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在概括其成果和经验时，能够对中国文学有高度的评价或精辟的论断。费德林就说：“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优秀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尖莫及的。”
《诗经》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莫斯科人》杂志以《孔夫子的诗》登载了《诗经》选译。此后直至本世纪80年初，已知的选译就有十五种以上。全译本出现于1957年，由什图金译，科学出版社出版，共610页。
楚辞的大部分作品也已译成俄文。最集中的两种译作是由费德林编并序的《屈原诗集》，分别出版于1954年和1956年，各为159和304页。选入《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等，并附译自《史记》的《屈原列传》。在1958年出版的吉托维奇译《中国朝鲜诗选》中又选译《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宋玉作品的俄译有《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五篇，见于阿列克谢耶夫编《中国古典诗歌》一书中。
乐府的译介始于1935年。有休茨基译《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载于康拉德编《东方》第1辑中。1959年出版的费德林编《中国诗歌选集》第一卷已经选入了20首乐府诗：《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孤儿行》、《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饮马长城窟》、《陌上桑》、《十五从军行》、《青青陵山柏》、《东门行》、《妇病行》、《董娇娆》、《孔雀东南飞》、《驱车上东门》、《悲愤诗》、《客从远方来》。乐府诗最集中的译本是由瓦赫金译并序的两种。一为《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1959年出版，全书406页，其中汉代乐府占80页。另一种为《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选》，1969年出版，111页。
汉赋中只有司马相如和贾谊的部分作品译成俄文。司马相如被译介的较多，有《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篇，贾谊被译介的仅《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篇。均见于《中国诗歌选集》第1卷，1957年出版。
建安文学俄译本的代表作是切尔卡斯基译的《七哀（曹植诗集）》，于1962年和1973年各出一版，分别为143和166页。曹植诗的名篇如《七步诗》、《薤露篇》、《泰山梁甫吟》、《赠白马王彪》、《洛神赋》、《弃妇诗》、《野田黄雀行》、《怨歌行》、《美女篇》等都一再被译载于诗选或刊物中。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王粲的《登楼赋》，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清思赋》等也翻译成俄文。
晋诗的翻译以陶渊明的作品为最多。自1935年休茨基翻译《桃花源记》以来，至1984年统计，已发表的陶诗俄译有22种。其中以艾德林译并序的两种单行本为最流行。一为《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年出版，151页。一为《陶渊明诗集》，1972年出版，238页。艾译陶诗选本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它已包括了诗人的主要作品，如致亲友诗，致友人诗，咏怀咏史诗等，特别是广为传颂的名篇诸如《归田园居》、《归去来辞》、《杂诗》、《饮酒》、《止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桃花源记》等等。
苏联对中国古诗的研究相当重视，老一代汉学家许多人是从译介和研究古诗起家的，特别是研究《诗经》。第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学成绩卓著而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 对《诗经》下的功夫极深，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1800)中最早全面系统地向俄国读者介绍《诗经》，以大量的翻译作品为例，详细阐释“风”、“雅”、“颂”三类诗的内容及特点，连带讲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他指出：“《诗经》，特别《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并以古证今，说“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个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
为论《诗经》而写出专注的有费德林通讯院士，他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一书全面评论了《诗经》，包括它的来源、历代对它的理解以及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他认为，《诗经》表明，在古代中国人民的民间口头创作已经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充满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说《诗经》“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
这部专著篇幅不大，全书共166页。但论述相当深入，除前言和结束语外，有四章分别论析《风》、《小雅》、《大雅》和《颂》几种体裁的特点，另有两章叙写《诗经》的起源和《诗经》的诗学及中国的诗歌传统。尤其是后一章对俄文读者更有帮助，使他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
费德林不但对《诗经》，而且对楚辞都很有研究。几年前出版的他的专著《屈原》(1986年，156页)就是个例子。此书可以说是他近五十年积累的研究心得。早在1943年他就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他的近著则从中国的文学史背景，即从宏观上来论述屈原。作者认为屈原的创作渊源于中国神话和《诗经》，因而首先对中国神话展开论析，同时也利用原先的基础谈论《诗经》，然后对屈原的生平和创作，尤其是诗人的名篇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述，虽然是利用了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但把屈原的作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来观察，也使人读出了新意。
中国文学的渊源，特别是古代诗歌的起源问题吸引了不止一个苏联汉学家的注意，就此专题发表论著者不少，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两位最有名的汉学家都曾在文著中涉及。当代的汉学家李谢维奇（东方学研究所博士）则经过多年的研究而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1969年)。他在这部著作中集中探讨了“乐府”这种诗歌形式怎样由中国古代的民谣俗曲，逐步演变成“文字上”的乐府的。对乐府作如此详尽系统的分析，在苏联还是第一次。在形成专著以前，作者已经发表过论乐府的系列文章，如《中国古代的民间格言歌》、《弹唱和中国古代民间创作的若干问题》、《中国早期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中国文字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等，专著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进而谈论乐府的艺术特色，包括艺术手法、诗节和韵律等等。论述乐府的还有瓦赫金、波兹涅耶娃等人，但以李谢维奇为突出。
探讨诗人的创作同民间诗歌的关系也是苏联汉学家注意的一个问题。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切尔卡斯基的专著《曹植的诗》(1963)可为例证。作者写作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即是论述曹植诗歌同民歌的关系，在第四章《民歌与曹植》中就分析了曹植诗中所受《诗经》、乐府和古诗的影响，揭示它怎样从四言诗逐步过渡到五言诗的，然后进一步论述曹植是如何创新的。当然《曹植的诗》一书所谈的不限于此，它是苏联对曹植的创作做出全面分析的唯一专著。
晋诗的研究重点是陶渊明。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在论《二十四诗品》的专著中就提到司空图所受陶渊明的影响，接着在1920年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再次论及陶渊明，说陶“在中国诗歌上显然起到了俄国的晋希金的作用”。费德林在1957年论中国古典诗歌时肯定了陶渊明的示范作用。艾德林在1957年发表的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494页)则是全面论述陶诗的唯一著作。该书熔评、注、译于一炉。前半部书是评论部分，设十六节系统分析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尤其重视陶诗的风格，认为它在中国史上开了一代新风，并以《归田园居》、《归去来辞》、《拟古》、《咏贫士》、《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名篇为重点进行分析，讲解陶诗的风格及特点。同时，作者还把陶渊明同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苏联诗人布洛克作对比，以便更鲜明地揭示陶诗的风格。还用托尔斯泰的追求“自我完善”的思想来对比陶渊明世界观中的儒释道思想，进而分析陶的“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实质，即陶的“遁世”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更积极、更富有战斗性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在教学领域，系统讲授中国古诗、把它引入高校课堂的则有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兹涅耶娃教授两个人。前者十九世纪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执教时，曾系统讲授中国文学史，并编出教材《中国文选·翻译和注释》三卷(1896,1884,1882)。其中1882年出版的第三卷有160页，标明“诗经的翻译和注释”，它同作者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配套，对《诗经》作了深入的讲解。后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执教时，在她主编的《东方古代文学》教材(1962年)中设了专节分别讲述诗经、楚辞(屈原、宋玉)、汉赋(司马相如、贾谊)、建安文学以及陶渊明等，是苏联第一次最详细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高校教材。
除此之外，费德林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有一章“文学遗产”是从诗经讲起，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艾德林和索罗金合著的《中国文学》(1962年出版，251页)一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对诗经、楚辞、乐府、汉赋、晋诗、建安文学等，包括屈原、曹植、陶渊明等作家作品都作了论述。它在苏联起到了普及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的作用。
不过长久起作用的还是瓦西里耶夫和波兹涅耶娃分别编写的那两部教材。它们曾分别在两所著名的大学中长期使用，培养出一批批学生。苏联几代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都曾得益于他们两位前辈的劳作。这两部教材在苏联汉学发展历史上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