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 雅部

清代乾隆以来特定历史时期里概括、区分戏曲声腔剧种的两个名词。雅部专指昆曲，花部概指昆曲以外的各地方戏曲声腔，统称乱弹。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五列举花部诸腔为：京腔、秦腔、弋阳腔、罗罗腔、二簧调。此系作者根据自身在北京、扬州两地的见闻而阐述的，京腔为安家于北京的高腔，自秦腔盛行，京腔班效之，一时有“京秦不分”的说法；乱弹除扬州本地上腔外，当时涌至扬州乡镇的有句容的梆子腔（吹腔）、安庆的二簧调、弋阳的高腔、湖广的罗罗腔之类。最早用花部、雅部名目来归纳区分戏曲演员的，为西湖安乐山樵（吴长元）的《燕兰小谱》(作于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年，1783—1785)。
花部、雅部名称的确立，起自清高宗南巡。高宗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前后六次南巡，都以扬州为主要休憩游览之地。李斗说：“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扬州各大盐商为筹办御前承应工作，纷纷征集名伶成立戏班，以徐尚志的老徐班为最早，继起者有黄、张、汪、程各班以及洪充实之大洪班，均属雅部。稍后而最有名的是江广达(名春，广达是其行盐旗号)，所蓄戏班雅部有德音班（一名老江班），花部名春台班。春台班初以扬州本地乱弹为主，不能自立门户，后来征聘四方名工，兼备京、秦各腔，成为花部中的名班。南巡期间，御前承应以及扬州城内堂戏演出本以雅部为主，何以盐务兼蓄花部以备大戏？这里包含两种可能：一、承应宫廷大戏，例用昆弋两腔；二、临时应皇太后欣赏之需。清高宗前四次南巡，皇太后一例同行。按照清宫承应旧规，凡逢皇太后寿辰，承应寿戏中常插演一二出花部玩笑戏。早在乾隆十六年冬，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寿辰，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馀里中，“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赵翼《檐曝杂记》)，其中应多花部剧目。盐务兼蓄花部，或亦适应此种需要。
通常以昆曲为雅正之音，昆曲以外的乱弹诸腔近于色杂不纯，花、雅之分，取义于此。部，犹言部类班社。吴长元从旦色立言，谓凡涂抹科诨取妍者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为正(见《燕兰小谱例言》)，吴氏书中常称昆旦为雅旦。这只是一家之言。当时戏曲区分花、雅，原为御前承应之需，实际并无明显的崇雅抑俗之意。《燕兰小谱》认为花、雅之设，不过“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即一显证。此种区分仅代表东南一部分士大夫的意见，具有临时权宜性质。清廷对此种界定并不完全认可，乾隆帝认为古乐雅正，只是一字一音，曾批评殿陛所奏《中和韶乐》沿袭明季陋习，多作一字而曼引数音，几与时曲俗剧相似。在他眼中，昆曲也是一种俗乐(详见《清史列传·张照传》引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上谕)。实际使用上，花雅内涵严宽交错，一波三折，因时而异。清代宫廷演出，无论传统剧目或新编大戏，只用昆弋，认为差近雅正，其他诸腔戏，一律称“侉（指语音不正）腔”，最初仅见于皇太后寿辰，后来扩大为宫内偶或搬演。嘉庆初，清廷严行禁止除昆弋两腔外乱弹诸腔戏的演唱(详见《翼宿神词碑记》、《苏州织造府禁止演唱淫靡戏曲碑》)，则是在特殊形势下采取的又一宽严标准。
乾隆间各大都市的戏曲演出，成为花部、雅部大交流性质的活动，充分显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当时规模庞大的戏班往往兼备花、雅两部。周志辅（明泰）原藏《乾隆三十九年春台班戏目》抄本，系迄今所见最早的徽班剧目志，其中除了大量花部剧目外，并含近百出昆剧常演折子，可以想见最迟乾隆中期一副大戏班总是昆乱兼演，以适应不同欣赏口味的观众。再如剧目，《思凡》一剧原属花部，自经宫廷大戏《劝善金科》收入，改用昆腔，民间昆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昆化，列为常演剧目，但此剧在乱弹班演出，以众腔杂呈为高，“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无腔不备”。尤见戏曲观赏的时代印记。在此风会影响下之名演员同样昆乱兼擅，最有代表性者如四川魏长生本以秦腔擅名，《燕兰小谱》说他“开近年风气”，但他也能昆曲，“今独昆腔声容真切，感人欲涕”。花、雅艺术的长期展演比较，彼此优劣有目共睹。这种交流的积极意义，至少掩盖了人为的崇雅抑俗的倾向。有的士大夫捐弃偏见，甚至成为花部艺术的知音，焦循在所著《花部农谭》中批评昆曲虽极谐于律，听者如果不看文本，无不茫然不知所谓；书中介绍若干花部剧目，称其本事动人，言词质直，妇孺能解，虽不登大雅之堂，而“余独好之”。嘉、道间人梁章钜自称爱看声色喧腾之戏，晚年侨居扬州，经常看戏，他说即使在士大夫间，专讲昆腔者不过十之三，嗜好花部的达十之七(见《浪迹续谈》卷六)。
花、雅之称，仅流行于一时，乾、嘉以后士大夫偶或用之。民间则以“昆、乱”对举为常。而江南民间，早在乾隆年间即习惯称作“文班、武班”，梁章钜说：“文班指昆曲，武班指秦腔，则截然两途矣。”（同上）所谓“武班”并非特指，也是囊括乱弹诸腔而言。乾隆间北京的保和班分文、武两班，文班称“文保和”(清末苏州著名昆班全福班称“文全福”，与此一脉相承)，保和武班主要“杂演乱弹跌扑等剧”，并非独重武戏。著名戏曲选本《缀白裘》六编总目标题“文武双班合集”，其中所列“梆子腔”剧目，如果细分实又包含其他声腔，而且文戏多于武戏。“文、武班’字面上的褒贬色彩淡化，使用期较长，直至清末民初，苏州昆班演出，观众仍称之为“文班戏”。
有的戏曲史家对清代乾隆以后的戏曲活动拈出花、雅名目，提纲挈领，比较而叙，并以较大篇幅介绍花部诸腔，从而显示花、雅二部的消长。这种论述方法无形中展示了花部、雅部竞争的格局。花部、雅部是乾隆年间文人们习惯使用的名词，沿袭于明代的“官腔”与“诸腔”对举，自具一定倾向性。明代万历前期戏曲家胡文焕（全庵）编选的《群音类选》，以昆腔为“官腔”，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腔为诸腔，两部对举，勾勒了万历年间戏曲界的轮廓。昆腔由于适应了士大夫阶层应酬、交游、娱乐的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取得了主导地位，但诸腔也有它广阔的回旋天地。花、雅并举时期，其特点是地方声腔剧种进入大都会异彩夺目，而作为雅部的昆曲虽在北京处于劣势，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仍维持着较久的稳定性。在戏曲新据点的扬州，花、雅并臻茂盛，平分秋色。其后官方虽一度出于崇雅抑俗的用心，明令严禁乱弹等腔的演唱，但似一纸空文，并无实效。京剧在形成全国性剧种的过程中，更是所向披靡，崭露头角，特别在同、光之际的苏州、上海，以其强烈的冲击力使老资格的昆曲急遽走向衰败。这就不是带有局限性的花、雅二字所能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