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先秦古史考证著作。三十六卷。清崔述撰。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人。出生寒儒之家，幼嗜学，十五岁时应大名府童子试，名列第一。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三十岁立下著《考信录》的志愿。四十岁以后动笔，“至七十而始成，暇中复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后四十余年，毕生之精力尽在此书矣！”(《自订全集目录》)。《考信录》包括《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是为“前录”；《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是为“正录”；《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后录”。
崔述治学，首在求真而不抱成见。其《考信录》，力求做到事出有征，言出有据，“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考信录提要》)。受其父影响，崔述确立了经与传注本有区别的治学主张。不管是今文、古文、汉学、宋学，亦勿论是如何权威的经学大师，《考信录》一律还其传注的本原，一律列为“考”的对象，必“考”而后“信”。将司马迁“虽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主张，化为“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的原则，对我国上古历史及夏、商、周的伪史、伪书、伪事进行了考辨。其解经考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门户家派的束缚。胡适谓崔述之学“全是宋学，而且是宋学中的朱学”(《崔述年谱》)，此论并不全面。崔述治学严谨虽近朱熹，然朱学以道学为核心，崔述则以为朱熹这套理论，引导人们走入虚无杳渺之境，实不比陆王心学高明(《洙泗考信余录》卷一)，并谓朱熹推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说，开晚明以禅入学的空疏学风(《唐虞考信录》卷三)。学术界还有不少人将崔述归入乾嘉考据学之列，然崔述对乾嘉考据学者某些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颇不满，谓其“独于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于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考信录提要》)《考信录》解经考史，旨在用古帝王圣贤行事之真以经世。《左》、《公》、《谷》三家虽分属今、古文经，《考信录》同取之可信而弃其可疑。既辨《史记》之荒诞而复取其平实。故《考信录》之解经考史实兼采众家之长，从经世致用出发，书中构筑了一个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尧、舜、禹得天下系其有德，得民心拥戴。自启以后，王位传于一姓，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于有德而后民安，而既已传子，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于征诛而后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商考信录》卷一)。将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制约历史运动之“天”、之“势”，释为圣人不可违抗的规律，发展了我国历史上先哲们重“势”的社会历史观。书中又反复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天子所得而争夺之也”(《唐虞考信录》)，否定了传子制古已有之的传统理论。依据民本论，作者认为只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才是“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孟子事实录》)。又提出贪人不可用，君主当以勤政为要和广开言路，并重提魏徵谏唐太宗、梁武帝重用奸佞，唐玄宗半明半暗等历史故事。其以史证经，以史论经，用意实在经世。崔述在《考信录》中对伪说伪事的形成作了规律性的总结，他认为“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时代愈后却载记愈详”，是伪事形成的一个重要规律。这也是他分层次地进行考信辨伪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与其对古帝系一脉相承说、地域大一统古已有之论等内容的具体考辨相结合，从总体上对“五四”时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具有重大的影响。崔述对“五德终始说”的缘起、衍变的分层次考查，对于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亦有影响。
崔述的考证，精到妥贴处居多，然亦有失误处。如书中先疑《论语·尧曰》为可疑，复又引用其语，自坏其例。又如为赞美周政而谓周初分封，封其“亲亲”亦即封其“贤贤”，而独不提后参与武庚叛乱的管、蔡、霍“三监”，不免有些上下其手。又如关于武王伐纣先使人观商之民情，《吕氏春秋》有记载，崔述强谓之不可信，独信《牧誓》中武王称欲救民于水火，甚而于《逸周书·世俘》中武王灭商后大举杀伐之记载弃而不引，此已变考而后信、疑而后信为信而后考、信而后疑了。崔述得之于信经，却失之于迷信经；得之于不迷信传注，却失之于轻视传注。
《考信录》问世后，曾长期不为世人所理解。1903年日人那珂通世点校此书，反馈到国内。胡适首先发现了崔述及《考信录》的价值，1921年写信给顾颉刚，建议全部翻刻《考信录》，随后又撰《崔述年谱》加以表彰。1936年由顾颉刚重加编定，排印出版了《崔东壁遗书》（亚东版）。1983年在顾颉刚指导下，对亚东版《遗书》稍加删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崔东壁遗书》。

考信录

三十六卷。清崔述(1740—1816)撰。崔述字武承，号东璧，直隶大名（今河北今县）人，著名学者、经学家。其父崔元森治朱子之学，崔述幼承家学，年十四，即泛览群书。乾隆二十七年进士。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父元森、母李氏、长姊、弟迈及子天祐相继弃世，贫病交加，急欲求仕以自养，奔走活动十余年，于嘉庆元年选任福建罗源知县，后调到上杭县任知县，廉洁自持，同时革弊俗，重教育。后乞休去官，设馆教徒，闭门著书以终。在经学方面，兼具汉学、宋学之长： 考据详明，辨析精微。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他著尚有：杂著十六卷、文集十六卷、志四卷、存箧书四卷、余编六卷、赘编六卷，近人合诸《考信录》为《东璧遗书》，共三十四种，八十八卷。本书是崔述辩证古书古史真伪的专著。书名取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之意。本书，以尊经卫道为宗旨，凡所举例，均予以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不拘泥于先儒的观点，独抒己见，不主故常，以求明求真。其《自序》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干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之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又说：“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撷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其治学的方法则是举秦以前史实，参互比较以求真，以经证经。全书分为前录、正录、后录、翼录四部分。前录二种四卷：《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正录五种二十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后录五种十二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翼录四种十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古文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其《上古考信录》认为，《易传》仅追溯到伏羲，《春秋传》仅追溯到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比古人详细，因此《纬书》所说“十纪”，《史记》所称天皇、地皇、人皇，都是虚妄，而以五行配五帝，更是阴阳家言，凡是称引上古的，大多为异端假托之词，不可当做事实，这虽是疑古，却是正论。《唐虞考信录》认为，“历数在躬”并非圣人所言，因圣人不会置人事于不顾而以“历数”为据，并由此出发推论道，《论语》说 “天之历数”就同 《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天何言哉”一样，均指人事。《丰镐考信录》认为伯夷、叔齐并无叩马谏阻武王伐纣之事，只是因避纣而遭饿，遭饿即想得到护养，于是归顺周朝。《论语》只说“饿于首阳”，并未说“饿死于首阳”。战国时百家争鸣，杨墨横议，常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私心，毁尧就借重许由，毁禹则依靠子高，毁孔子又托出老聃，毁武王便利用伯夷。司马迁尊崇黄老，喜欢采录异端杂说，将此事写入《史记》，以至以讹传讹。学者当信《论语》、《孟子》，不当信《史记》。这类见解，都入理入微，精确不移。《洙泗考信录》专门考证孔子的生平事迹，以《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为主，将其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按年代先后顺序加以编排，凡是传注与经相合的，录以参证，不合的加以考辨，认为现存《论语》前十五篇基本可信，而《季氏》、《微子》、《阳货》、《子张》、《尧曰》后五篇疑问较多。在编排、考辨中，间或纠正其他古籍记载的讹误。《夏商考信录》认为“外丙内壬”当从《孟子》，不当从伪《孔传》削去这两代，程子、胡氏之说均谬。本书在当时不受重视成书百年之后其疑古辨伪的精神才被后人所认识和利用，对于近代经、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东璧遗书》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崔东璧遗书》，前有顾颉刚序，后附《附录》五种及索引。